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政治主张，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发生后，经过各方协调，最终得以和平方式解决。结局虽然比较圆满，但“捉蒋”过程充满曲折。华清池枪声响起，蒋介石跳窗逃生，历经艰难登上骊山，藏身在西绣岭虎斑石附近。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谁最先发现蒋委员长的呢？
蒋介石藏身处今貌
我们先来看蒋介石日记是怎样写的。“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仓促不得钥匙，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面仅丈余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按照蒋之说法，忍痛登上骊山，突然四周枪声大作，卫兵中弹殒命，他只好重新往回走。“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才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只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
骊山脚下华清池今貌
参与临潼“捉蒋”的内线部队主要为西北“剿总”卫队第1、2营。据第1营营长王玉瓒回忆，经过一番短兵相接，东北军冲入华清池五间厅，发现蒋介石卧室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后墙发现一只鞋子。“即令我营战士从左侧上山，第2营战士从右侧上山。我随即带人越过飞虹桥，跑出开阳门，同官兵们一起上山搜索。”
此时天色微明，第2营营长孙铭九亦率士兵急往山上搜索。跑在前面的班长陈至孝忽然喊道：“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孙铭九三步并作两步，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孙铭九晚年撰文指出，陈至孝当时报告说，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孙铭九
王玉瓒的回忆文章有些出入，“躲在大石头后面乱草丛中的蒋介石，可能是由于又怕又冷，不时伸出头来，窥视周围动静，恰被我营手枪排班长刘允政、翟德俊两人发现”。“蒋委员长在这儿呢！在这儿呢！”王玉瓒闻声跑去，看到孙铭九已经先在，官兵遂把蒋介石连推带搡架下山来。
王玉瓒
也就是说，孙铭九认为第一个发现蒋介石的是第1营班长陈志孝，王玉瓒认为首先发现蒋介石的是第2营手枪排班长刘允政、翟德俊。蒋介石自己是怎么说的呢？“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石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另一叛兵曰，‘姑先打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旋孙铭九营长前来，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
显然，蒋介石并不认得第一个发现他的“叛兵”叫什么名字，在他眼里无非就是“叛兵甲”“叛兵乙”“叛兵丙”。这三位“叛兵”兴许就是陈思孝、刘允政、翟德俊，至于哪位最先发现蒋委员长的，这就说不清了。
骊山脚下兵谏亭今貌
值得一提的是，孙铭九对王玉瓒撰写的材料似乎颇有微词。1981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史委”）收到上海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转来市政协委员孙铭九的一件提案，要求召开临潼扣蒋当事人座谈会，澄清有关事实。文史委随即致函上海政协转请孙铭九提供一份当事人名单。7月10日，孙铭九回信，信中着重指出：
“跟随我上骊山去搜查扣蒋的人，其中有我的随从兵李恩波和卫队2营7连和后续到的卫队2营8连的人，还有营附商亚东也参加了搜查行动。但在我和蒋见面说话时，只有七八名卫士，包括最先发现蒋的2营8连陈志孝班长，当时并没有任何其他军官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