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1日，一名90后作家在武汉西西弗书店举办新书感谢巡签会，现场火爆。图/视觉中国）
无法被标签归纳的90后作家
本刊记者/隗延章
发于2020.11.16总第972期《中国新闻周刊》
2008年，湖南澧县遭遇罕见的雪灾，郭沛文觉得冬天格外的冷，路上很滑。那时，他正在澧县最好的高中澧县一中读高二，喜欢推理小说，英语课上，他躲避老师目光，偷偷在写一篇名为《不嚷蝉》的小说，讲述一个“帮助自杀”的故事。
这一年暑假，北京垂杨柳高中的学生，多数被征集去做奥运会的志愿者。高二学生李唐没去，他在学校图书馆，借了五六本余华、苏童的小说，整个假期，几乎都待在家里，看书，写诗，在诗歌BBS上与网友聊天。
距离北京1100公里的浙江余姚，由于金融危机，很多工厂停工、减产。刚来余姚的一家制鞋厂打工的少年郑在欢，每天只需要上半天班。之前，郑在欢在河北打工，业余写作了一本自传体小说，来余姚的路上，一直将小说藏在背包最底部。
2008年已经过去12年。当初这三位爱好文学的少年，已经成长为90后作家，年近30岁。他们的风格截然不同：郭沛文写作推理小说，作品有国内推理作家中少见的文学自觉；李唐则着迷于在构建的幻想世界中，探索人的精神、存在；郑在欢个人经历曲折，作品风格黑色、幽默，与自身生活经验勾连紧密。
现在回头看，2008年前后正是很多90作家最早开始写作的年纪。彼时，80后一代作家的作品，正被包装为“青春文学”的概念势头仍猛。如今的90后作家，那时的阅读中，或多或少有着“青春文学”的影子。但当他们自身进入文坛，评论界和媒体发现，似乎很难像80后作家中找到“残酷青春”那样的概念将他们的群体特质固定下来。
少年的偶像
用代际而非文学风格来划分作家群体，最早是从“70后”一代开始的。1996年，《小说界》率先推出“70年代以后”栏目，此后《芙蓉》《山花》《花城》等杂志相继推出“70后”作家的作品。
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看来，“70后”“80后”概念的产生，是具有症候性的文学事件，它表明文学革命的终结，“其实质在于以年龄的因素取代了文艺思潮的因素。随着这一命名方式的普泛化，一种‘稳定’的文学秩序便取代了一种可以在思想层面进行交流、交融、交锋的文学场域。”
文学期刊用代际命名作家群体与大众媒体、书商炒作的最早“合谋”，则发源于1998年。彼时，《作家》杂志推出“70年代女作家小说专号”，将“70后作家”与“美女”绑定在一起宣传，一时间，棉棉、卫慧等70后“美女作家”以“身体写作”的名义集体出道，受到媒体广泛关注。
随后，这种包装手法在“80后”一代中达到顶峰。其中，最重要的推手是《萌芽》杂志社时任主编赵长天。1998年初，彼时销量已经跌入低谷的《萌芽》杂志社，推出以反对“应试教育的八股文”为鲜明标签的“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作家”代表人物，在参赛、获奖之后，被贴上“残酷青春”的标签，迅速走进公众视野，成为彼时广受关注的文学明星。
对于那时还是中学生的很多90后，参加“新概念”可以获得高考加分的现实诱惑，以及那些80后文学明星们名利双收的人生路径，成为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最早动力。
2006年，出生于河南驻马店新蔡县的初一学生郑在欢，由于家里不再给他负担学费，辍学跟随表姐去河北白沟镇打工。在白沟镇，他和工友们消遣时间的方式是看小说。起初是看玄幻、武侠小说，多是连载，有时看完一本，下本买不到，他就自己编排情节写续集，娱乐工友。他擅长编排搞笑的段落，比如大侠在西瓜地比武，互相向对方身上扔西瓜。
有一次，郑在欢去书摊买书，老板推荐他看韩寒和郭敬明。他看两人的书，觉得两人的生活那么幸福，讲起自己却总有一种悲伤的语调。他想到自己曾经充斥贫穷、暴力的校园生活，觉得自己的经历，远比他们残酷得多，如果表达出来，一定会比他们更出名。于是，在娱乐工友的那些武侠续篇之外，他开始写一本自传体的校园故事，但从不示人。一年多之后，他离开白沟镇，去浙江打工，路上，他将这本小说藏进了行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