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赵女媚中山”，本事出于《吕氏春秋·孝行览·长攻》篇，说的是春秋时期通过婚姻而进行的一项阴谋勾当。赵襄子承他父亲赵简子的遗教，谋取代王的国土。他利用“代君好色”的弱点，“以其弟姊妻之”，然后“谒于代君而请觞之”，席间杀了代君及其从者，“因以代君之车迎其妻。其妻遥闻之状，磨笄以自刺。”这一事件还记载在《史记·赵世家》中。阮诗误以“代”为“中山”，则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的诗人使用典故时比较随便，还不注意考订的缘故。（参看黄节《读阮嗣宗诗札记》，萧涤非笔记，载《读诗三札记》。）
赵女发现自己受了欺骗。她的出嫁与人，只是出于父兄政治上的需要，对于她个人的幸福，没有加以一丝考虑，她的悲愤，是可想而知的。女子出嫁从夫，她的利害得失，已与丈夫的地位结合起来，这时她自然会站在夫家的立场来反对兄弟的逼迫。阮籍的这个典故用得何等贴切！现实生活中的那位“赵女”，已经立为汉帝皇后的曹节，对于曹丕的逼迫也是悲愤异常，站在刘家的立场予以严厉的谴责。《后汉书·（献穆曹）皇后纪》曰：“魏受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不与。如此数辈，后乃呼使者入，亲数让之，以玺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尔！’左右皆莫能仰视。”大约要数这位被充作“媚”物的曹女，对乃兄“禅让”时玩弄的手腕，那种凶恶而又出之以伪善的表演，知之最深，因而厌恶特甚的了。
什么周公的《金縢》之志，什么舜禹的揖让之轨，在后代历史中就没有出现过。“揖让长离别，飘飖难与期”，这是诗人的感受，也是活生生的现实。
曹女充当父兄的政治工具，从出嫁那天起就并非单纯为了燕婉之情。她与汉献帝的结合，关系到国家的或存或亡，然而“祸衅”终究“不可辞”，原因在于“谦柔愈见欺”。这时的汉室帝后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卫的能力，只能为号称“周公”、“舜”、“禹”的野心家所摆布，叫他们演出什么戏就照本宣科。“萧索人所悲”，何况那些身临其境的人，曹女只能“涕泣横流”，而敏感的诗人也就“怵惕常若惊”了。
《文心雕龙·事类》篇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阮籍在《咏怀》诗其二十中援用上述几件“古”事，它所证明的“今”事，只能指曹氏父子与汉献帝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别无他事可作解释。因为司马氏父子没有把女儿许配过曹氏的三位幼主。
但阮籍写作这诗可也不能理解为只是针对曹氏一家而言。他所抒发的郁愤，如此深沉，如此真切，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亲身的感受，他对此有切肤之痛。
“揖让”“飘飖”等事，不光发生在汉末魏初，而且在他眼前又一次地重现了。司马氏父子俨然是当代的“周公”，而且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重演“舜禹之事”。不幸的是，阮籍本人也给卷入了这一历史事件之中。
权臣的谋取政权，完成“禅让”的典礼，事先总要经过一道封王、加九锡的手续，表示他功烈辉煌，可以继承前朝基业而无愧。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完成了“禅让”前的准备。而这篇劝说司马昭接受殊礼的大作，却是出于阮籍的手笔。这也就是保存在《文选》中的《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父子三人的阴险毒辣，又远远地超过了曹氏父子。阮籍对于这一些政治活动的用意，自然洞若观火。他是多么不愿意干这违心的勾当！但由于他文名太大，而谄媚逢迎如司空郑冲之流却偏要借重他的文章来劝进，阮籍虽想托醉推辞，无奈那些人偏不肯放过，还要派人前来催逼，阮籍深知此中利害，也就不再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一气呵成草成此文呈上。就在这一年阮籍也就去世了，因而未能看到后年演出的“禅让”大典，但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揖让长离别，飘飖难与期”，他对眼前发生、亲身经历的事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
这就可以回到诗的开端来了。“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阮籍引用《淮南子·说林篇》中的这两个故事，列于全诗之首，抒写他的心情，定下了一个悲慨的基调。人在纷乱的政局中徬徨。面前的歧路，可以往南，可以往北，稍一不慎就会误入歧途；本色的素丝，可以染黄，可以染黑，浮华的外形常是掩盖着本质。世事翻覆，无所定准。自命忠诚的人，却包藏着祸心；进行龌龊勾当时，却穿戴起神圣的黻冕。冷眼旁观的人，既不能退出舞台，有时还不得不前去充当不愉快的角色。阮籍有感于此，自然要既悲且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