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怀八十二首（其二十）
阮籍
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
揖让长离别，飘飖难与期。
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
萧索人所悲，祸衅不可辞。
赵女媚中山，谦柔愈见欺。
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
理解这首诗的关键，在于认清诗中几个典故的背景和用意。下面先从第三、四句说起。
“飘飖”一词，出于《诗经·豳风·鸱鸮》。《诗序》曰：“《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这一说法则又出于《尚书·金縢》，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也曾承用，后人于此都无异说，阮籍的意思也不可能有什么两样。但阮籍在形容周公忧惧之心的“飘飖”二字底下接上“难与期”三字，则非直咏原来的史实可知，这里只是反其意而用之，对此表示存疑之意。显然，他是另有一番用意才使用这个典故的。
周公影射何人？不难想到，此人指的是曹操。曹操一直把自己比作周公。他也有招纳贤士的作风，所以《短歌行》中有句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也有东征的历史，所以《苦寒行》中有句曰：“悲哉《东山》诗，悠悠使我哀。”但也由于功高震主，旁人疑其有不臣之心，因而建安十五年《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又说：“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说明他像当年“周公救乱”一样，怕“成王未知周公之志”，所以有《鸱鸮》中的“风雨所漂摇”之感。然而不管他怎样信誓旦旦，援《金縢》以自明，阮籍却是认为“难与期”而仍然表示不信。
问题何在？因为曹操决非存心归政于成王的周公。他实际上只是充当了周文王的角色。
建安十七年，曹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如萧何故事。十八年，策为魏公，加九锡。二十一年，进爵为魏王。二十二年，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太子。这时曹操的臣下都已按捺不住了，觉得这出周公辅成王的滑稽戏不必再演下去了，于是纷纷有人前来劝进。曹操却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这就表明曹操本人不想再去改演其他角色，他已把未来的武王——曹丕安排在接班人的位子上了。
果然，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去世，同年十月曹丕代汉称帝。一切都在曹操的计划之中。历史的发展表明，“曹公”自明心迹的《金縢》之言，又怎能信以为真？
但当代的这位周武王却并非使用武力夺取天下，因为汉室太衰弱了，于是这一次的改朝换代采取了武戏文唱的方式，曹丕迫使汉献帝用禅让的名义交出了刘氏天下。
曹氏父子苦心筹划的目的实现了。《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元年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说明他是多么踌躇满志。因为曹氏上下两代取得政权时没有采取什么粗野的手段，他们都是以圣人的姿态临朝亲政的。
但这样的禅让与原来意义上的禅让毕竟相去太远了。按“禅让”一词，古代亦作“揖让”，《韩非子·八说》曰：“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先秦诸子于此有类似的陈述，认为尧之禅舜，舜之禅禹，都发生在远古时代，那时风俗淳朴，原来的君主确是真心实意地在让贤。只是此风一开，后代那些觊觎权位的人却常是利用“禅让”的名义窃取政权，逼迫主子让出君位了。就在春秋、战国之时，也就多次出现过“禅让”的事件，例如燕国的子之曾用权术诱使王哙让出君位，真的实现了异姓之间的“揖让”。
显然，后代那些充满着奸诈手腕的“禅让”，已经把古代那种充满着光明正大的优美感情的“禅让”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尧、舜、禹之间那种出之于公心的美好政治理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所以阮籍慨叹地说“揖让长离别”矣！
曹操为了牢固地控制汉献帝，不让宫廷中再次出现伏后事件，建安十八年时还把三个女儿许配给刘姓天子。夫妇好合，“燕婉之求”，这本来是人生的美事，然而这种出于政治需要的结合，首先考虑的是有关政权得失的利害关系，所以阮诗在“揖让”“飘飖”之后又接上了“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二句，把婚姻问题和国家存亡之事联系了起来。按“燕婉”一词，出于《诗经·邶风·新台》，用来指称婚姻之事，那是没有什么疑义的。这次曹、刘之间的联姻事件随后又有了新的发展，所以阮籍引用了历史上的另一个典故，指出它漂亮的帷幕下掩盖着的悲剧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