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是明朝第十六位皇帝，他于天启七年（1627年）10月2日即位，崇祯十七年（1644年）4月25日自缢于煤山，终年三十四岁，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
朱由检即位之后，果断铲除魏忠贤的阉党势力，辛勤地处理政事，厉行节俭，平反冤狱，起用新臣，是明朝有能力、有责任、有担当，有志向的皇帝之一。朱由检着力向挽救明王朝的衰败之势，想让苟延残喘的明王朝延续下去，但却是力不从心，阻挡不了明王朝的衰败之势。
说实话，明朝的灭亡与崇祯帝用人多疑和瞎指挥等有密切关系，但是，明亡的责任也不能全由他来负责，他在位期间，经济上的危机已不可挽回，而朝廷党争不休，民间灾害频现，阉党危害没有能根除，土地兼并的危害继续加剧，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因而造成民不聊生的局面，农民起义频繁爆发，加上关外后金政权趁势崛起，使崇祯时的明王朝已处于内忧外患的颓败境地。朱由检赶上了这一时期当皇帝，是非常倒霉的，他吊死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上，既可悲又可叹。
（一）税收与经济结构不相匹配。
明朝中后期，特别从隆庆年间开始，经济状况出现了改变，随着海禁制度的废弛，工商业经济逐渐得到发展，海外贸易也开始活跃。而到了明朝末期，商业经济的占比已显著提高，而农业经济占比却相对下降，本来，这是经济新的发展状况，如果明朝廷能顺应发展趋势，出台积极有效的管理政策，或许可以改变明朝经济的原本所积累的危机，可是，明廷却没有能采取有效措施，没有能及时调整商业税与农业税的比重，朝廷仍然把农业税作为主要的税赋，而商业税却收得很少，这导致了税收与经济结构越来越不相匹配，这大大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长期以来，明朝兼并日益加剧，耕地不断减少，农业经济随之渐渐萎缩，而农业税却没有能相应减少，而海禁松弛之后，商业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商业税却没有增加。国家的绝大多数赋税基本上由农民来承担，而高官权贵、大商巨贾非法合法的收入逐渐增多，却交税很少，此起彼伏，农民的绝对收入大大减少，最后，要么不耕种土地了去搞商业，而无法承受又无路可走的农民，比如西北部的农民，只有造反了。
显然，国家的税收主要来源于农业税，经过一次次的增加，致使农民的承担太重了，而当税收增加到了一定的极限之后，便造成财政收入明显不支，国库变得空虚，入不敷出。而皇帝和朝中权贵们又贪婪奢靡，开支巨大，加上高官权贵侵贪朝廷钱财，明朝的财政出现严重的危机便不可避免了，从万历年间开始，已经出现了以裁撤机构和官员节省薪酬来充军饷的艰难困境了，明王朝的灭亡已很难避免了。
（二）“开中折色”摧毁了边防的后勤保障。
明朝疆域图
明初的杨宪曾提出“纳粮开中”的政策，鼓励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换取盐引，并将盐引兑换食盐来获利，这大大有助于解决边防的军粮问题，可是，到了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将“开中法”（纳粮开中）变为“折色法”，即直接用白银换盐引，完全改变了“开中制”的根本目的，原来要解决的是军粮问题，而叶淇改革之后，主要是为了解决国库收入问题。因此，军粮问题没人去管了，商人不再运粮到边疆，开垦的农民也不去了，而国库虽然因为“折色法”的施行而暂时增加了收入，但其收入却被挥霍到别的方面，边防的后勤保障无法得到保障，边疆危急了。弘治朝之后，女真崛起，边患越来越严重，边防军队缺少粮食，加上白银硬通货的状态出现，而当白银减少时，即便是有粮食，由于运输成本高等因素，而“开中折色”的施行使商人不再把粮食运到边疆去换盐引，他们在当地就“折色”了，致使边疆缺粮状况一直难以解决。而军中缺粮，军队的战斗力低下，自然就没有能力来抵御后金军队的入侵。所以说，明王朝的灭亡与弘治年间叶淇的“开中折色”的变革是有密切关系的，明王朝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改变了保障边疆军粮的政策，结果是起到了毁坏边防，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