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正统）十四年秋，也先谋大举入寇，脱脱不花止之曰：‘吾侪服食，多资大明，何忍为此？’”
——《明史·鞑靼列传》
在脱欢、也先父子统治时期，瓦剌政权完成了统一漠北草原的壮举，俨然臻于极盛。这个原本僻处一方的“林木中百姓”部落所以成为草原霸主，其中当然少不得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中原的历史进程——为什么明朝没有像此前无情打压鞑靼阿鲁台势力那样遏制瓦剌的崛起呢？
这与明朝皇位的更迭不无关系。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时期，明廷对漠北的政策目标可以总结为八个字：“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为此朱棣还曾御驾亲征，“五出漠北，三犁虏庭”。有人统计，这位“马上天子”在位22年，竟有12次“万寿圣节”是在出巡和征战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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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皇帝连年用兵的效果当然是有的。虽然不如当时臣僚称颂的“其威德所加，不过汉高远哉”这么夸张，但蒙古各部的势力毕竟受到了严重削弱。不过，明成祖倾全国之力发动的这些规模巨大的远征，也让明朝付出了沉重代价。朱棣的老相识、朝鲜李朝太宗就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劳民而往征于穷荒之地”。至于当时负责后勤的户部尚书夏原吉，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远征造成的严重后果：“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鉴于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的事实，永乐之后，明廷立即中止了朱棣的穷兵黩武政策，对漠北的态度也从进取转为守成，不再对草原强部进行预防性打击。用史书上的话说，就是“不欲劳中国之力，以事远夷”。其后果是，恰在瓦剌坐大的关键时期，洪熙、宣德年间（1425—1435）的大明朝廷却选择置身事外，“毋令扰边而已”。
从字面上看，“扰边”似乎不会对泱泱大明构成什么重大威胁。朱元璋开国时建都南京，与漠北相距遥远。彼时游牧力量“扰边”或许也的确只是“疥癣之疾”。而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同样的行为却已经变成了“心腹之患”。作为辽、金、元三代旧都，北京对这些北族王朝而言位置极佳：它处于传统中原地域的最北端，非常容易进兵并从其本土地带获取补给。反过来，设在这里的大明朝廷却直接暴露在脆弱的北疆防御线之后，以至于游牧势力的每次“扰边”都有可能直接危及王朝的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