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内容体量很大，但董钦鎏金佛造像繁而不乱，错落有致，同时还兼顾做到了造型优美、形神俱佳，是目前发现的隋代金铜造像中造型结构最复杂、保存最完整的佛造像，充分体现了隋代工匠高超的艺术水准和工艺制作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佛造像由23个单独铸造的部件组合而成，各部件间有插榫孔眼相接，可自由拆卸、组装，便于供养者携带搬运，体现了工匠高超的铸造工艺，是早期金属佛造像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从造型上看，董钦鎏金佛造像着力展现佛教人物的优美形体与姿态。不过，西安博物院副院长王锋钧注意到，这尊佛造像在风格上与馆藏的其他隋代佛造像存在明显区别。董钦鎏金佛造像的佛和菩萨的身躯修长，菩萨身上的璎珞是斜披的。对比之下，馆内其他隋代时期的佛造像，菩萨的身材则比较丰满，璎珞也是挂在胸前，很少有斜挎式。而且，佛身上的袈裟样式是袒右肩的，这在隋代以前的长安地区非常少见，反而具有鲜明的北齐风格。
既然同为西安地区出土，又同为隋代佛造像，董钦鎏金佛造像为何会如此与众不同呢？
“隋代时期的佛造像，样式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以隋朝都城大兴城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盛行的是北周的风格；而以济南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则是继承了北齐的风格。”王锋钧说，从铭文上董钦的身份信息可以得知这尊佛造像上的北齐风格从何而来。但至于为什么这尊佛造像会出现在长安，目前只能推测，董钦从河北武强县调到大兴城任职，信奉佛教的他在上任时随身携带了这尊佛造像，这才导致一尊北齐风格的佛造像千里迢迢来到了北周故地。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失，当年的具体情况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是董钦鎏金佛造像为后世研究隋代的佛教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董钦鎏金佛造像侧面的铭文。
铭文：摆脱疾苦的安乐梦
董钦鎏金佛造像的发现，不仅为我们了解隋代的佛教传播、佛教造像艺术提供了一项重要的实物资料，而且也是我们观察隋代社会生活面貌和风气的一面镜子。
在长达118字的铭文中，除了时间断代、董钦的身份信息外，还记录了董钦铸造这尊佛造像的缘由、许愿的誓词和赞词。铭文除两字漫漶不清外，其余清晰可辨。
“开皇四年七月十五日，宁远将军武强县丞董钦，敬造弥陀像一躯，上为皇帝陛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具闻正法。赞曰：四相迭起，一生俄度，唯乘大车，能驱平路，其一；真相□□，成形应身，忽生莲座，来救回轮，其二；上思因果，下念群生，求离火宅，先知化城，其三；树斯胜善，憨诸含识，共越阎浮，俱食香食，其四。”
铭文中提到的“弥陀像”，是佛教净土宗关于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信仰。赞词所提及的“四相”“大车”“莲座”“回轮”“胜善”等词，均出自佛教经典，简略地阐释了佛教净土宗的思想要点。尤其是“共越阎浮，俱食香食”，更是明确表达了董钦希望“皇帝陛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等人能够摆脱人世疾苦、到达西方净土世界的美好祝愿。
董钦鎏金佛造像背面的铭文。
从中可知，董钦是为皇帝和亲人祈福而铸造、供养了这尊佛造像。而且，他的祈福并非一种盲目的行为，而是出于他对净土宗的虔诚信仰，对佛教义理的深刻理解。这反映出董钦从臣子、丈夫、家人、亲眷的人伦角度发愿，希望借助净土信仰来解决皇帝和亲人的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心理问题，甚至是对于人生的终极关怀。
董钦的行为不是个例。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国刚刚结束300多年的分裂局面，但乱世的疾苦依然深深地印在人们心中。平民百姓对现实生活缺乏安全感，习惯性地寻求神佛的庇佑，把希望、理想、福运都集中寄托在佛造像上。隋文帝也顺应这一时代潮流，大力提倡佛教，推行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助的统治政策，使佛教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造像之风由此更为盛行。
但归根结底，以董钦铸造、供养佛造像为代表的信仰行为之所以流行，并不是因为人们如何重视天上的净土世界，而是出自对人间的净土世界的深切渴望，反映了民众向往富足、平静生活的心理活动和精神需求。从某种程度上说，董钦鎏金佛造像正是对历史文献材料的有力补充，对于研究隋代佛教的流行状况和探知民众的心理世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