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朝灭亡，很多人将其归咎于秦朝的暴政。秦朝以法家治国，严苛厉律令百姓苦不堪言。特别是秦始皇驾崩后，赵高与胡亥沆瀣一气，将国家推入毁灭的边缘。最终“天下苦秦久矣”，百姓们纷纷揭竿而起，秦朝被淹没在农民起义的大潮中。
基于这个前提，有人提出疑问。如果当初是扶苏继承大秦的帝位，那么刘邦项羽他们还有机会吗？
当然有机会，只是成功的可能性会低一些。
有机会是因为秦朝的症结不是换个人就能解决的，即使没有秦二世、没有大泽乡起义，没有陈胜吴广。也会有张胜赵广揭竿而起，农民起义无法避免。
为什么这么说？
当初秦朝在统一的过程中和统一后，其实对民众的伤害是巨大的，无论是战争还是后期修筑长城和秦直道，都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还有“书同文，车同轨”，以及统一货币和度量衡这些东西，都对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这些秦朝的新政策是不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可，众所周知，秦国的法制是相当严厉的，所谓的暴政，酷吏在秦所统治的地方及其普遍，虽说秦朝统一文化，货币和度量衡，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但是就当时而言是不认可的
或许从历史长远角度来看，这些是好的。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一切都显得有些操之过急，显然乱世之后的休养生息才是实现国家长久发展的更好办法。而且六国刚灭，民众对故国的怀念极其严重，同时各地都有所谓的亡国者在传播故国的好，在企图复国，就算扶苏有能力并非短期内能扭转整个局面的。
然而秦朝在一统后没有真正的修养生息，长年的战乱和瘟疫爆发都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流亡和饥饿都是家常便饭，这些社会情况下，不是单单一个扶苏能解决的，也许会在扶苏继位后有所改变，但人民的积怨已经根深蒂固了，农民起义的爆发是必然因素。
换句话讲，秦国自商鞅变法后，以法立国，以军功授爵。像陈胜、吴广和刘邦，都是因为严苛的刑法没有退路才选择造反的。而秦统一六国后，虽然统一了文字、度量衡等，但对待山东六国并没有从文化层面真正接纳、认可、融合六国的文化。所以，六国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秦国人，而认为自己是亡国奴。一旦法律逼得没活路，那造反就是必然。陈胜所说的“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就是当时底层百姓内心最真实的呼声。
扶苏上台后，如果能一改秦国严苛的法治节奏，与民休息，是有可能缓解民怨的。
但诸如项羽这样的六国残余尚在，六国原有贵族并没有完全被剿灭，国仇家恨无法避免。比如后来反秦势力中有“齐国田氏，韩王信（不是韩信）楚国的项氏一族等等。他们根本不会考虑扶苏推行的是不是仁政，他们想要的只是恢复自己的权益。
他们这群人该如何处理？所以，起义造反，很难避免。
其次，还有一个矛盾，就是秦朝自身内部。秦国原本自身就有一大帮传统贵族，他们与后面那些凭借军功的新兴贵族之间，一直是在争权夺利。为了能够把这对矛盾掩盖下去，按照商鞅的军功制度，就必须要持续不断地发动战争。这在和平时期，矛盾就会激化，扶苏也根本无力解决。也许他继位，能够使王朝多延续一段时间，但灭亡的命运，是从帝国建立之初就埋下的。
当然了，话说回来，历史在有必然性的同时，也充满着偶然。扶苏这个人所带来的蝴蝶效应未必不会带来改变。在扶苏相对温和宽厚的政策下，秦末的群雄或许就不会纷纷起兵。面对扶苏的善意，原六国贵族与秦朝政府合作的机会自然也会大大增加，作为楚国名将之后，项羽在稳定的局势当中，应该会去到北方边疆征讨匈奴，而刘邦应该会从亭长一职开始，逐渐提升，成为地方要员。而不会发生现实中由于秦二世及赵高的暴政，所激发的大规模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