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仿建的宋朝皇宫
制科考试范围虽然狭窄，但应试资格却放得极为宽松。无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相关考试，那些已经考中进士的人也可参加制科考试。北宋名臣富弼本想参加进士科考试，以进士身份步入仕途，不料赴考当年岳父晏殊担任主考，为避嫌只能选择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苏轼、苏辙两兄弟，本来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就考中进士，却嫌名次不够靠前，于是又参加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的制科考试，入第三等。据宋人郎晔考证，大文豪苏轼考的应该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苏轼雕像
▲科举考场复原
三、宋朝科举创新完善之处
宋朝统治者完善了此前科举的种种弊端，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与唐朝相比，宋朝科举有许多创新变革之处，这些改变中，最值得肯定的当是以下四点：
第一，确定糊名制度。即将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主考官与阅卷官进行评改时无法得知每张卷子为谁所做。宋初，请托、投献风气依旧，直至宋真宗时才开始采用糊名制度。当时有许多名臣儒生对此表示反对，最著名的就是范仲淹、苏颂等人，他们认为糊名过于冒险，害怕平时声名狼藉之人依此取得上佳的考试成绩，从而步入仕途。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实践的证明，糊名制度最大程度保证了科举的公平性。
▲宋英宗赵曙画像（局部）
第二，确立考试时间。唐朝科举每年一考，国家为此需要动用庞大的财力、物力与人力。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定科举为三年一大比，这个规定直到科举废除都没有做过任何改变，古籍所载“大比之年”往往指代就是这年礼部举办的“春闱”会试以及之后的殿试了。 通过降低考试频率，国家能够省下大量人力及物力。
▲欧阳修雕像
第三，转变文风。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知贡举，主持当年科举，他向来厌恶无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于是在此次考试中他将延续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善于议论古今成败之理的苏轼、苏辙两兄弟，就是在此次科举中占了大便宜，顺利脱颖而出，欧阳修也因此成为宋朝古文运动的“旗手”。
▲宋代官员审案场景绘画
第四，转变考试内容和科目。王安石变法措施中，对于科举内容与科目进行了大量更改，“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黜，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意思是明经、明法等繁杂科目尽数废除，只留进士一科，今后考试也只考经义，不必再考诗、赋。王安石给出的理由是，一个人从小写诗作赋熟知音韵，对圣人之言却知之甚少，在为官治世时势必会缺少治国理民经验。虽然明经等科最终并未废除，但后世科举不再考诗、赋而专考经义却是由此开始的。
▲“拗相公”王安石雕像
四、宋代科举甲科与乙科的区别
唐朝科举最初并无甲、乙两科区别，从唐高祖武德年间到唐玄宗开元初年，所有进士都被称为“乙科”，唐玄宗后来为彰显文德才下诏设立甲科。终唐一代，“甲科”也只是进士科中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的代称。宋朝前期的进士考试，甲科、乙科还都只是指代进士而言，而且甲科出身也不一定会优于乙科，如名臣张咏，乃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进士乙科”，欧阳修之子欧阳棐、大文豪苏轼中的也都是乙科。到北宋后期，甲、乙科就成了进士分档的概念，即甲科为一档，乙科为二档，甚至还有第三档的“丙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