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四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然后笔锋一转，说“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能够书见也”，说孔子写得过分艰涩艰深，他的弟子都各自依照自己的了解来进行解说，“鲁正人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左丘明为了不让孔子的转义沉没，“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司马迁把这则故事说得栩栩如生，东汉初年的学者桓谭即在《新论》沿用其说，称：“《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对峙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汉书》的作者班固是司马迁的超级粉丝，他在司马迁所讲故事的基础上，脑补出这样一个画面：孔子为了著作《春秋》，和左丘明手拉着手去翻看史料。
班固把这一画面不苟言笑地写入了《汉书·艺文志》中，云：“周室既微，载籍残损。仲尼思存前圣之业……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建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
已然司马迁、班固这两位史学大佬都这样言之凿凿地说孔夫子编著了《春秋》、左丘明编著了《左氏春秋》，后世诸路史学专家不得不信，都以为果真是如此。
汉宣帝时的博士严彭祖著《严氏春秋》引《孔子家语·观周》篇进一步把班固脑补出的画面丰厚化，写：“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周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可是，诚如上面所说，孔子并非史官，即“孔子编著《春秋》”，原本便是一个伪出题。
那么《左氏春秋》是否为左丘明的著作呢？
悬。
由于，要证明《左氏春秋》是左丘明编著的，也相同得先证明左丘明是一个史官。
有人说，左丘明有必要是史官啊，班固不就在《汉书·艺文志》春秋类《左氏传》之下清清楚楚地注明了吗？说：“左丘明，鲁太史。”
可是，查现存材料，最早讲左丘明是鲁太史的人应该是与司马迁同年代的孔安国。
孔安国为《论语》作注，他在《论语·公冶长》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条文中，注称左丘明为“鲁太史”。
人家孔子的话里没有透露出左丘明是鲁太史的任何信息，直接称号“左丘明”。
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也只说“鲁正人左丘明”。
而从春秋末年至孔安国年代近三百余年时刻里，从没有任何人有根有据地讲过左丘明是鲁太史。
孔安国是从哪儿考证出左丘明是鲁太史的？
想来想去，估量，孔安国是以为《左氏春秋》的内容如此丰厚，述事如此渊博，非史官不能完结。
而他在此前已先入为主地确定了《左氏春秋》的作者便是左丘明。
二者结合，利索得出了定论：左丘明是鲁太史。
由此可见，孔安国的说法完全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未必是现实。
东汉的班固未经审辨，依照孔安国的说法，在《汉书·艺文志》的自注里大大方方地写：“左丘明，鲁太史。”
但现实是怎么样的呢？
现实是，在春秋年代，人们在称号史官时，往往会将该史官的职称或许其氏号与其姓名并排在一同来称号的。
比方《左传》昭公12年条呈现的“左史倚相”、《左传》庄公32年条呈现的“内史过"、《左传》襄公30年条呈现的“史赵”、《左传》哀公9年条呈现的“史龟”、《左传》僖公15年条呈现的“史苏”、《左传》昭公31年条呈现的“史墨”和《左传》定公4年条呈现的“史皇”等等。
当然，也有在称号时省去了职称后边的人名的，但保存有其职称或氏号是必定的。
如《左传》襄公14年条呈现的“左史”、《左传》襄公23年条呈现的“外史”、《左传》襄公25年条呈现的“太史”、《左传》襄公30年条呈现的“大史”、《左传》昭公2年条呈现的“大史氏”等等。
依据《汉书·艺文志》里的解说：“太史对内史亦称左史，《周书·史记篇》穆王时有左史戎夫。《大戴礼记·盛德篇》云：‘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庐注云：‘太史为左史，内史为。’《玉藻》 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即这些左史、外史、太史、大史、大史氏，都是史官的职称或氏号。以上条文，都是只呈现史官的职称或氏号而没有呈现该史官的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