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
星期五的夜里，微信群里传出一个凶讯，佐佐木力先生逝世了。令人难以相信。每次的以文会，差不多都能看到这位腰板笔挺、精力充沛的白叟背个双肩包仓促进入会场。不谙中文的佐佐木先生，一般是安静地在座位上看着自己带着的书，偶然会对屏幕评论的论题，即兴宣布几句自己的定见。会后的恳亲会则一定会参与，跟咱们一同聚饮。
我参与以文会的活动比较晚，因而，与佐佐木先生相识也比较晚。相识后，经过介绍，以及他送给我的一些刊载文章的杂志，我知道佐佐木先生是东京大学退休教授，主攻科学史。虽然一年几回的以文会聚会都能见到，对这位和颜悦色长者的了解仅此而已。
二零一六年十月8日，作者与佐佐木力先生在第57届以文会合影
以文会是在以在日和旅日华人学者为主民间学术团体。作为参与者，佐佐木先生是仅有的简直每次必来的日本学者。相识之后，我鄙人一次以文会开会的时分，就特别给佐佐木先生带去了一本我的日文版我国通史《我国史略》。
所以，我跟佐佐木先生，围绕着这本《我国史略》，便有了浅浅的往来。会后数日，佐佐木先生打来电话，不巧我去国内参与学术会议，没有能够通话。后来又专门写来明信片。不只仅是对赠书标明谢意，更是提出了他的建议。佐佐木先生建议我把这部600多页的通史改作日本盛行的文库本出书。这一建议的提出，我想一定是佐佐木先生在阅览之后发生的。
由于我是经过电子邮件回复的，因而，至今邮箱里非常宝贵地保留下来几通我跟佐佐木先生的通讯。
当我对佐佐木先生的提议回复标明感谢之后，先生很快写来回信。信中写道：“《我国史略》是部很好的书。通史我读过好几本，包含宫崎市定那部日本人编撰的《我国史》，我都不满足。”谬奖之后，先生讲了引荐的幻想，他说，某出书社的修改是他原本在东大的学生，方案经过这位修改来压服修改部立项出书。不只叙述了详细运作，先生还对书自身提出了详细定见，榜首，日语行文与内容尚有修订的地步；第二，辛亥革命今后的前史也需简略概括补入。最终先生说，对此，我会尽最大极限地尽力。这样说之后，还忧虑互相尚不大了解的我对他的热心发生误会，又附加了一句：“当然，我的姓名不会作为著者呈现。”信的后边先生还细心地给我留下了手机号码，并告诉我说，以文会开会那天，他在别处有讲演活动，晚上二次会喝酒之时会参与跟我详细相商。后来为了跟修改碰头时引荐，又专门来信向我问询此书能够面向什么样的读者层。由于内容较多，先生又建议能够分作两册。
不过，充溢信心与热心的佐佐木先生把工作幻想得过于简略了。或许是跟修改开始的商谈遇到了阻力，先生来信说，现在日本的出书界奉行出售榜首主义，方案能否顺利完成还很难说。虽然佐佐木先生的希望未能完成，但先生对小书的必定点评和为再度出书支付的尽力仍然让相识未深的我如遇知音，也感受到一种知遇之恩。
出书受阻，并未停止佐佐木先生与我围绕着《我国史略》的评论。有一天先生发来一通邮件，写道：
关于大著《我国史略》，有一处想讨教一下。第297至298页言及刘知几《史通》，建议前史家应当具有“才”、“学”、“识”。这是非常重要的知道，请问是出自《史通》的哪一部分。由于阅览时很感兴趣，就从图书馆借来了《四部丛刊初编》本的《史通》。其间内篇第九、第十论及了这些内容，我很想知道您引证的部分详细在哪里？如蒙见教原文，则不堪侥幸。检讨之下，自己皆乏“才”、“学”、“识”。
虽然是关于详细问题的评论，佐佐木先生的来信仍然让我很感动。来信标明先生的确是仔仔细细地在阅览小书。为了处理其间的一个问题，竟然去图书馆借出原著。隔行如隔山，不做我国史的佐佐木先生，不知道刘知几的名言不足为怪。而不耻下问，又备见先生对学识的谦逊情绪。从刘知几说的“才”、“学”、“识”承受启示，自我检讨，更是映射出先生的不耻下问。
我跟佐佐木先生往来，仅止于此。我对佐佐木先生较多的了解，仍是在他逝世之后，从微信群里很多的叙述中缀合起来的较为完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