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霸王项羽自刭乌江时，大叫：“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
明崇祯帝自缢万寿山时，在衣襟上写下遗诏，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貌见祖先。”
都是自怨自艾，同属帝王终点。
那么，究竟是谁误崇祯呢？
且不管农民起义的来由，不管朝代兴替的规则，就说崇祯怒火中烧的布景。
这位君主执政17年，并不像其他朝代的末代昏君那样沉浸酒色，或荒嬉政事。有人给他献上绝代隹人陈圆圆，他并不宠幸，他已被政务被国务弄得焦头烂额，仅留几天便将她送出宫去了。
17年间，他也的确很少沉浸声色，早上晚睡，没多少吃苦，日子总在焦虑、等候、绝望、愤恨中度过。
就说他即位后的崇祯元年吧。
正月他命令内臣（宦官）非受命不得出禁门，并将魏忠贤及其翅膀崔呈秀戳尸。
二月他命令禁章奏冗蔓；戒廷臣交结。
三月他赠恤冤陷诸臣。
四月他任袁崇焕为兵部书督师蓟辽；并指示禁绝开矿。
五月他事更多：毁三朝要典；裁各部添注官；祷雨；复外吏久任及举保连坐之法。
六月削魏忠贤翅膀……
……
其时，他铲除了为害全国的魏忠贤奸党，令官民看到了一丝期望，认为中兴国家，朝政大治就在眼前。可是，他没有充沛估量国家弊政根深蒂固，只要安稳局势，逐渐调节才有活力，就像一个危重患者，若投以猛药，只会一命呜呼。
偏偏崇祯肖视英明，急于求成，正如明末张岱对他的剖析相同：
“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致使十七年之全国，三番四覆，夕改朝更。”
崇祯面对的问题没有一个不是长时刻积患，没有一个是能够朝夕间急迫收效的：边患；农民起义；财务匮乏；吏治废弛……
他应该给大臣们处理问题的空间和时刻，也要让自己的方针保持相其时刻的继续与安稳。
但崇祯的性情不允许等候，不让人有满足的机遇。他对臣属的情绪是“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坠诸渊。”
选拔人很斗胆，杀起人来也很狠。大臣一句话对了食欲，便亲得简直要像小孩一般抱在膝上密切；一条定见忤逆，则恨不能当即打入十八层地狱。明末并非没有人才，但这些人才不是还未出成果便已被革除，便是刚出成效就被杀掉。
像袁崇焕，第一年四月才优宠有加，第二年十二月就坐牢，第三年八月就处以严酷的磔刑。
一年多时刻，要求袁崇焕打败运营数代的清军，是不可能的。虽然他已击伤清太祖致其死，虽然现已扭转了多年丢城弃地有负无胜的辽东战局，崇祯仍是“一言不合则欲坠诸渊”，给他来个千刀万剐。
其他群臣，不管宰相，封疆大吏，仍是后妃国戚，都震撼于崇祯的刻薄寡恩。崇祯不能用人，不能用言,不能善待机遇，怎治全国？
直到闯王兵临北京城下，诸臣再三要求崇祯南迁或许派太子去南京抚军，实则是想为这个政权留条后路，为明皇朝留个正统主子。崇祯也不听，自己不走，也不让太子走。
成果，后来就呈现了南明诸王同室操戈的丑剧，使残存的抗清火苗也无法汇组成一片大火。这是崇祯身后也难辞其咎的。
由此可知，崇祯虽身处末世，虽有洪畴之类叛臣，但误崇祯的，又何止是群臣，他自己不谙洽政之理，便有勤政之心，依旧是亡国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