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手机、工作和娱乐，和家人一起好好吃顿饭、聊聊天，似乎变得越来越难。
不是因为生活中的诱惑变得越来越多，而是我们总觉得家人就像卧室里的床、厨房里的灶一样，永远会在那里等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了，一开口，他们就能回应。
能拯救这种麻木的，往往都是意外事件。
当生离死别突然降临到自己或家人身上的那一刻，我们幡然醒悟，这才发现原来家人真的不是那张床和那个灶，家人也会生老病死，而我们终将失去彼此。
于我们而言，究竟应该把家人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那些有幸渡劫，并且获得重生的人，或许最有资格跟我们说上一二。
本期显微故事讲述了一群与家人共同熬过了重病的人：
有的人大学刚毕业，是家里的独子和唯一的希望，他的意外重伤让外债累累的家庭变得前途未卜；
有的人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两个儿子，没有工作的全职妈妈，独自扛起了照顾患病父亲和孩子的双重负担；
有的人用自己赚到的几百万帮助过几千人，轮到自己儿子重病需要帮助时，他才突然意识到对于家人的亏欠；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文|殷夕
我一跤摔进ICU
在医院我才读懂了父母
张宽25岁未婚陕西延安建筑技术员
我来自延安农村，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
读大学前，我满脑子想得都是要离开农村、要考出去，但真上了大学反而一下子没了目标。
大学四年，我过得浑浑噩噩，成绩擦着及格线"低空飘过"，还每天熬夜晚起、不吃早饭，直到毕业工作，也延续着这种不良生活习惯。
2019年7月2日，我的人生被彻底颠覆了。
图|工作中的张宽
那天公司派我去建筑职工大学听课，和往常一样，我没吃早饭就出门挤公交了。
西安的夏天特别热，我就这么被挤在闷热的公交车里，忽然感觉一阵晕眩恶心。
那时我应该脸色很差，旁边的人马上站起来给我让座，又一路压着恶心扛到下车。
结果，刚下车没走几步，我就一头栽倒地上失去意识。
醒来时，我已躺在医院病床上。医生说，我摔倒时后脑撞到硬物，双耳出血、伴小脑外膜出血，是路上的人帮我打得120。
当时我的出血情况很严重，需要使用一种风险性较高的药止血，否则存在抑制呼吸的生命危险。但用药需要家属同意，必须联系我的家人。
自打外出上学后，我就很少主动联系家人，只是逢年过节时发个问候短信。当时是上午九点，我妈正在地里给果树上肥，她接到我电话的口气还有些惊讶，以为是我终于想家了。
结果我微弱地喊了声"妈"，电话就被护士抢过去给解释病情了。
护士说，我的情况需要做大手术，初步需要预付5万元。
我们家为供我上大学已经欠了些外债，这笔钱对于长期务农的爸妈来说算是"巨款"。
但下午5点，我妈还是从各处亲戚借到了5万元，从延安赶车到了西安的医院，给我付款做了手术。
手术很顺利，但我还没脱离危险，术后我被转到了ICU病房继续治疗，又是每天一万元的开销。
图|张宽在延安的老家
在医院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很煎熬，除了身体上的疼痛，更多得是心理上的压力。
一方面来自于家人。从ICU转到普通病房后，我每天8点到凌晨两点都要打吊瓶，我妈就一直在身边照顾我，擦身体、喂饭、喊护士换药，总要熬到凌晨三点才能睡一会。
病房里也没多余的床，我妈就和我挤在一张床上凑合睡——那也是自我高三后离我妈最近的一段时间。
另一方面来自于经济压力。20多万的治疗费、加上还没有还完的助学贷款，足以让我未来几年都不得不过上非常拮据的生活。
我无数次自责，是我不懂得照顾自己，才害家里负债累累、还要连累我妈身体受罪。
住院期间，我没事就刷手机，几乎找了所有能找的借贷平台。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