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急救的角度出发，这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反映出急救对于拯救生命的重要性，也表明了建设好急救体系对于社会大众生命健康的必要性。
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就高度重视急救事业的发展，上世纪50年代中至70年代末，参照苏联急救站体制，在一些大中城市建立专门急救机构—急救站，承担对城市居民危重急症和意外事故的急救功能。上世纪80年代初，各地对急救事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投入不断加大，建立、健全城市急救站，并不断提高急救站院前院内急救能力。同时，各类医院也借鉴国际惯例逐步建立了急诊科，承担起部分院前和院内急救功能。上世纪90年代前后，120院前急救医疗服务体系在各地纷纷建立，并形成了多元化急救模式，中国急救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陈志表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我国急救体系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急救事业发展的现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不相匹配，是社会发展中需要补齐的一个短板。各地在发展急救事业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县级基层急救体系建设仍然薄弱。
例如120院前急救医疗服务体系，各地差异就很大。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120院前急救服务体系是独立型的。但是大多数地区是依托型或者是指挥型的。而县级120则基本设在县医院的急诊室，急救网络发展滞后，急救人才缺乏。
“急救模式的混乱，对急救体系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制约效应。”陈志对此表示担忧，政府投入不足，缺乏国家急救立法是主要原因。“随着‘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特别是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院前医疗急救事业得到了高度重视，各级政府正在加大投入，我国的院前急救事业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机遇。”陈志说。
社会大众对于急救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也是促进急救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卫健委2013年公布的《院前急救管理办法》要求所有120院前急救机构都要大力开展社会医疗急救培训工作。各地也在纷纷推进医疗急救培训，例如北京市2017年急救立法规定属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要制定大纲并监督指导社会急救科普培训工作。
中国红十字会一直在组织开展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工作，全国31个省级红十字会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十字会全部开展救护培训工作，其中27个省级红十字会设有直属救护培训机构，全国还有近200个地市级及部分县级红十字会设有救护培训机构。全国红十字系统每年培训救护员超过300万人次，普及救护知识达1000万人次。但这相比起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还是依然略显不足，有待加强。
构建大急救体系
在采访中，许多参加过急救培训的人表示，虽然当时掌握了这些知识和技能，但是过段时间就会忘记。“不仅如此，真正遇到需要施救的情况，敢不敢下手也是个问题。”小蕾告诉记者。
“第一目击者对患者来说十分重要。”陈志表示，院前急救包括120的专业抢救和第一目击者的现场施救。很多时候，急救车不能在最佳时间窗口期到达现场，所以第一目击者的现场施救同样是120专业急救的重要基础。
为此，陈志建议，普通大众应该掌握一些急救的技术，包括现场急救程序、心肺复苏和AED使用、内科急症的识别和急救、外科外伤的识别和急救以及各种意外灾害的识别和急救。“熟能生巧，这些技术不单是通过一次学习就能掌握，还要不断地复训，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陈志表示。
小蕾对于复训十分赞同，“不敢下手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掌握得不熟练，不时地参加复训，了解各种各样需要急救的场景，丰富急救的知识，才能真正做到遇事不慌，从容施救。”
除了个人在急救事业发展中要发挥作用，国家和社会的角色也是不可替代的。
120院前急救体系建设需要国家发挥主导作用，要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各地完善120院前急救体系建设，让院前急救发挥更大的作用。
应该在全社会推行“大急救”的概念，构建大急救体系。院前急救不只是120急救中心或者医院的事，还需要公安、消防等其他部门相互配合，要打通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壁垒，形成合力来推动急救事业发展，这样才能挽救更多的生命。
立即请人拨打“120”，有条件的话就近取来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如果现场只有一位施救者，可打开手机免提功能，边通话边进行心肺复苏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