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澎湃新闻记者葛明宁
兰州兽研所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中，感染者达到6620人，他们忍受着病痛，也长久地惶惑。因着采访，记者短暂地介入了他们的生活，解答不了他们的疑问，就连“感同身受”旁人也许也做不到，那是他们承受的，真真切切的困顿。
从陈凯旋家里出来的时候，兰州的天已擦黑。我感到又饿又冷，满心想的是“吃点好的”。但刚在小区门口的店里坐定，陈凯旋就又联系我。他告诉我，他刚看见那位多次去内蒙看病的患者就在楼下的小广场，并催我快去。陈凯旋知道，我是真的想见一见这位病人。
我实在贪恋烤肉店的温暖，但我需要这采访对象，因为她可以佐证刘明和罗萍的话：有的患者去内蒙古呼和浩特看病，一箱一箱地带回蒙药。
之前，我联系上另一位在聊天记录里自称去过内蒙的患者，他在电话里说得令我难过：“我问负责给小区居民咨询的医生，我这是布病吗？他们说，不是。我又问，不是布病怎么治啊？他们说，按布病治。”
这些似是而非的话令患者跌入不安全感的深渊。但是，这名患者随即推辞与我详聊。他说，自己在体制内工作，不想被发现自己心有愤懑。
病友在微信群里交流去内蒙看病的经验。本文图片均由澎湃新闻记者葛明宁供图
外面真冷。在黑暗中走了一段，我终于在小广场明明灭灭的灯光里看见了叶文娟。
“叶文娟年纪比罗萍还大些，但她梳着低马尾，看上去像个孩子。”我把初见她的印象写进了报道里。
“你老公看到这结果是什么想法？”第二日，我向她了解看病的经过。叶文娟的丈夫也被检出布菌抗体阳性。
“啥想法？我也不知道他啥想法。”叶文娟说，“我跟你说，我也不想提这事，有时候我也不想多问他。大夫说，有病你治就行了。”
与其他采访对象一样，叶文娟也有孩子，女儿已经成年。与父母不同，她抗体阳性但没症状，叶文娟说，他们在家不愿意聊这件事，只是丈夫会请假陪自己去内蒙看病，试图缓解她难以解释的手指关节疼痛。
陈凯旋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住在叶文娟家的不远处，看上去比叶文娟还要“淡定”。我问他，发现了抗体阳性，你有什么办法？“我一个小老百姓，我能有什么办法？”他不假思索地答。他只是拒绝接受刚发给他的赔偿协议，里面载明兰州生物药厂可以赔偿他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在内的大约7000元钱。
陈凯旋家的客厅，装饰色调是白色的，显得活泼，两个很小的孩子跑来跑去，印象里女儿穿的是彩色的长筒袜。陈的父母与他住在一起，一家子生机勃勃。可是，陈凯旋带我看了他家单元门正对的药厂，指给我看他家门上安装的一扇小窗。“去年天热。”他回忆，“就经常把这扇小窗打开。”
外面的药厂是一大片厂房，这时只有零星几点灯火，陈家另一侧的窗户则正对着兰州市的中央商务区，夜里灯光璀璨，照亮半边的天空，陈凯旋的父亲身体不舒服，裹着毯子坐在这样的背景里。
这样的采访，越是家常，越在考验我的承受能力。
采访对象有的发过烧，全部都说自己现在还隐隐作痛，这种疼被他们形容为类似于风湿性关节炎，最近天气不好，就会更疼一点。包括我在内，各个媒体的记者还在分别找更“白纸黑字”的证据：化验单、确诊单，让采访对象展示手机里和“反馈包”（一个不大的塑料文件夹，里面是赔偿协议、“健康证明”和科普小册子）里的证据，其实疼痛怎么可能被说清楚呢？
陈凯旋对社区人员反映“关节疼”，而获得的评估结果是“无损害”。
还有他们发现疾病时的恐惧和愤怒，后来一日日地观测自己，这又怎么可能说得明白？罗萍说，自己买了个体温计，“每天测八遍”。他们还若无其事地上班、哄孩子，只是不时出现的疼痛像心里的一处暗室，通往暗沉沉的、未知的未来。
刘明总在说，他住院时有个病友，那个牛场工人浑身剧痛，看上去一度瘫痪了。刘明看起来很像个头脑冷静的金融从业者，他说，害怕等自己年纪大了，抵抗力下降，扛不住自己体内潜伏的布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