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讯
2020年是极其不寻常的一年，无论是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均向人类社会呼唤着对话与合作，在此背景下，第六届中国民族影视高层论坛以“对话与超越”为会议主题，于11月7-8日在中央民族大学校内举行。
本届论坛由中央民族大学、中国高校影视学会民族影视专业委员会、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汇集了来自民族学、人类学、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多民族的学者，围绕民族影视、影视人类学的研究与创作进行探讨。跨学科专委会联合年会期待促进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研究与创作的多学科交流与对话，从而实现民族影视创作超越与研究创新。
论坛现场
论坛包括8场大会发言和28场主题发言，学者们从影视学、人类学、传播学、社会学、文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背景展开对话与交流。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丁亚平指出，民族的故事就是国家的故事，也是世界的故事，“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国家。所以，少数民族电影问题，不止是民族电影问题，也是中国问题。基于中国多民族的社会现实和国情，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自然是中国电影中不可或缺的类型题材，它在表现少数民族人们生活、风俗、风貌，传播民族文化等方面扮演者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9年，我国拍摄上映的少数民族电影故事片已经有上千部，优秀的少数民族电影在大放异彩。很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涉及到中国发展历程的重大改变与历史反思，呈现出多元时代内涵，更应该从边缘走到中心，走进市场。”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丁亚平
影视人类学者、纪录片导演刘湘晨分享了自己从拍摄实践中总结出的“纪录片与影视人类学影片的异同之处”。他指出，作为同为纪实影像系统的表达方式，纪录片与影视人类学影片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又有各自不同的内涵指向与清晰的边界。首先是作者所在的立场不同，一般纪录片多以导演为“主位”，影视人类学影片的话语权威不在作者身上而在作为拍摄对象的文化持有者、创作者一边；其次是方式的不同，纪录片注重与观众的互动，诉求的末端是以“愉悦”观众为最高价值；影视人类学不拒绝与观众的互动，但是，其主要的目的更在意学术文本的完成，完成对文化事项和行为的阐释。表现在动机上，一般意义纪录片的生存逻辑多是面向市场，强化可看性、戏剧性是其不二法则，影视人类学更注重学术文本的完成，严格遵守学科的研究范式与伦理，是一种参与式的观察和描述。
影视人类学者、纪录片导演刘湘晨
在探讨中国民族影视如何走进国际视野的方面，北京电影学院国际交流学院院长李苒以英国、伊朗、荷兰三国合拍的影片《德黑兰：爱之城》的成功为例，向大家讲述了人类共同的故事母题是如何跨越文化隔阂的。她认为我们应该植根民族文化，讲述共通故事，“电影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国家形象、价值观念等，国际电影节作为民族电影传播的场域，可以促进国际文化之间的交流”。
在对比其他国家的民族影视讨论中，《电影艺术》主编谭政以“印度电影中的种姓批判”为主题，分析了镜头语言中的种姓批判与美学中的正义；电子科技大学韩鸿教授向与会者介绍了国外少数民族电视的发展态势与制播经验；首都师范大学胡谱忠教授则围绕着民族影视研究的视野调整和范式转型做了主题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朱靖江对近十年中国民族志纪录片进行了经验总结与反思，他介绍了“学者电影”语境中的民族志纪录片创作、影像民族志的田野工作理念和影音文献式的民族志电影研究等几种民族志纪录片形式，认为近十年是中国民族志纪录片走向繁荣的“新浪潮”时代，原因不只是影视人类学在此期同进景可观，促进了学术影响的蓬勃发展，更重要的是“从中央政府到民间社区，以学界到影视工作者个体，从大都会到边疆村寨，都逐达成共识：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传承，亟需以影像方式得到全方位的真实记录。‘记录时代、守望文明’是民族志记录片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