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戚梦颖
两会期间，“建议设夫妻双方带薪育儿假期”“建议鼓励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幼服务”等话题陆续登上热搜，再次将职工家庭0～3岁的育儿难题提上议程。
2020年末，浙江温州的江女士意外怀上了第二个宝宝，丈夫白天需要上班，二胎强烈的妊娠反应让她无力再全天照看1岁6个月大的儿子。
接连换了4位不尽如人意的保育阿姨后，江女士一度十分崩溃。后来，江女士第一次知道家附近有接收3岁以下幼儿的托育园，她形容自己“抓到了救命稻草”。
今年初，江女士将儿子送到了离家车程5分钟的托育园，每月平均缴纳约3500元的费用。现在，儿子每天由丈夫接送，江女士终于可以在家喘口气了。
托育园环境（受访者供图）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3岁以下的婴幼儿有5000万人，托育需求高达48%，然而实际入托率仅有4.1%，能够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机构不能满足现有需求。
然而，现存的托育机构因高昂的经营成本往往难以盈利，业内人士认为当下的托育市场并不健康。另一方面，“入托难、入托贵”的问题依旧存在，托育行业仍缺乏标准的行业规范与法律法规。有专家认为，在制定标准的同时，政府更需要承担部分托底责任。
强需求与低迷的入托率
念念妈妈在产后4个月就回归药剂师的工作岗位，因她和丈夫以及双方的父母都没时间照看，在女儿8个月的时候，念念妈妈就把她送到了托育园，经过最开始的两三天，念念很快就适应了托育园的环境。
念念妈妈说，自己是不支持让长辈带孩子的一派。“如果（父母）有时间看，我也不太会选择让他们看。偶尔带的还行，长期的话，我觉得会把不好的习惯带给孩子。”同时，念念妈妈还觉得，相对于保姆来说，孩子在托育园能有更全面的营养，接触到更多的小朋友，玩的东西也更多。
不过，住在天津的念念妈妈也表示，当时附近只有这一家托育机构，每月收费超过5000元，如果不是双方父母承担了费用，自己还是比较有压力的。身边的大多数朋友，还是选择让父母带孩子。
江女士则在最开始就遭遇到老一辈的反对。当初决定送孩子去托育，她和丈夫就给孩子的爷爷做了很久的思想工作。“他觉得孩子太小了，在外面不方便。他的思想也比较传统，不太信任私立机构。”
比起托育园，大部分国人则更熟悉“托儿所”这个具有年代感的词语。
早在1956年，国内的托儿机构就达5700多所，到1992年，社会服务业中独立设置的托儿所增至10628个。20世纪90年代起，企事业单位开始剥离社会职能，公办托儿所与幼儿园大幅减少，到2000年，托幼机构减少5万家以上，2010年公办托儿所基本消失。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年也被称为“托育元年”。根据天眼查专业版的数据，自2019年5月以来，经营托育服务的机构增加了约17000家，占到总数近八成。国家托育机构备案信息系统自2020年1月8日上线以来，截至同年10月26日，备案的企业已有5167家。
头豹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丁卓文认为，虽然托育机构数量看似比较庞大，但整体来说，国内托育机构专业度仍然偏低，整体水平参差不齐，加上托育及幼教机构负面事件频发，导致家长总体而言对于托育机构的信任度较低，普遍会选择待到儿童3岁以上直接入园的方式。
在丁卓文看来，入托率低与国内家庭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有直接关系。目前国内3岁以下儿童仍以隔代照护和隔代教育为主，因此即便父母对于托育的需求非常显著，积极性非常高，也需要听取祖辈以及直接照护人的意见。而通常祖辈对于3岁以下托育的需求度并没有那么高，更倾向于家庭照护。也有已入托的婴幼儿，经过一段时间觉得无法适应，再回到家庭照护的模式，退园率较高。
除此之外，根据2020年的一项调查，有19%的家庭因入托费用高不考虑入托。然而，目前市场上大多数民办托育机构，却面临着比较大的经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