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尚可时，母亲不愿意承认自己健忘、老去、需要人照顾的事实，自然也就对这一提议不置可否；意识不清时，“家”是她的领地，“衣柜”是她的藏宝库，是让她感到最熟悉、最放松、最安全的地方，没人能将她拉离。直到母亲已经基本不认识人了，对环境也不那么敏感了。
事实上，母亲的大脑已经无法理解要往何处去，就连女儿提起“明天咱们去上次你去过的那个漂亮地方”，她也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她，没有伤心，没有难过。
这家养老院就开在妹妹家马路对面，前来探视很方便。开业至今，认知症老人区已经有了十多个老人，护理人员白天带着一帮认知症老人到楼顶晒太阳，参加集体活动，比以往的居家生活热闹许多。妈妈喜欢有人和她说话。
养老机构的出现，极大地缓解了照护者的压力。后期将母亲送到养老院后，陆晓娅姐弟仨在身体和心理上的压力都减轻了，反而更有能量去陪伴母亲。
陆晓娅和妹妹会常专挑饭点的时间来，一来减轻护理人员的压力，二来喂饭时能够跟母亲更亲密的相处。虽然陪护时间少了，但陪护价值变高了，子女也更愿意经常来探望老人。
但是对于大部分老人而言，居家养老是首选，只有无儿无女的鳏寡老人才会心甘情愿在养老院度过余生。
△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一不小心，子女就容易跌落道德的泥潭，背上“不孝”的指责。
当朱玲第一次向患有腿疾的父亲和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提起关于机构养老的可能性时，父亲要么不回答，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将“先治腿”作为挡箭牌；而母亲一听到养老院的建议就大哭起来，指责“我生了她，为她做这做那，她却不要我了！”
这一代高龄老人，多数可能自己也没想到自己会活到如此岁数，更别说提前计划过老年生活应该做哪些准备，他们也没有照顾自己高龄父母的经验，那时候人们往往活不到高龄就离世了。
中国现有4000万失能、半失能老人，他们所涉及的家庭照护者有上亿人。随着老龄化加深，这个群体还会继续增大，但这一代乃至下一代人未必做好了准备。
送老人去养老院存在重重障碍，除了需要突破的是观念差距，更重要的是费用和可及性。
朱玲和弟弟妹妹一起，为父母精心挑选了位于河北燕郊的一家养护中心。
她在《转向社区养老》一文中算了一笔账，仅仅两年间，照护费用就翻了近2.5倍，从2016年的每人每月月开支6330元，涨到到了2018年3月平均每人每月15110元，年度总计33.7万元（房费和护理费有折扣）。费用猛增的关键，在于父母失能状况的加剧及相应照护等级的提高。
埋母案和自杀的老人
陆晓娅和朱玲是老一代知识分子，收入尚可，她们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和部分健康，算是能勉力维系高龄双亲的体面生活。
在更广阔的乡村，失能失智老人遭遇的困难远比城市同类群体更多。
2020年11月，轰动一时的“榆林埋母案”一审宣判—— 儿子被判故意杀人罪，获刑12年。
58岁的穷困潦倒的儿子，在一个初夏的深夜，将79岁的母亲，推下了废弃已久的墓坑，因为母亲已经瘫痪了，“屎尿全在床上，臭烘烘的”。
这固然是一起偶发的人伦悲剧，也折射了低龄老人碰上高龄老人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困境。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刘燕舞，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农村地区老人生存状态的研究。据他统计，摆脱疾病的痛苦和生存困难，是农村老人自杀的最主要的因素。
他曾描述过一个典型的老人自杀的悲惨场景：“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
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从1990年代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开始，30年来，农村老人遇到的困难，似乎一直都在。
乡村居家养老成本并不算高，最高要求不过“冬天冻不着，夏天热不着，能吃上热乎饭”。但农村养老最大的问题在于，由土地维系的家庭伦理秩序正在瓦解。伴随着“家”作为空间集合的不复存在，传统联合家庭、兄弟姐妹居家供养一对老人的模式也濒临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