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寂静的孩子》一书中，袁凌将视线转向那些留守、随迁、失学、单亲的城乡儿童，记录了他们在困顿的境遇中艰难挣扎却顽强成长的生存境况。为了完成这本书，在四年的时间里，袁凌走访了内蒙古、新疆、贵州、四川等十余个偏远省份的近百位受公益计划救助的孩子。
《寂静的孩子》
作者: 袁凌
中信出版集团
袁凌和摄影记者一般会在一个孩子家里住四五天，给对方四五百块钱。长途跋涉、环境艰苦自不必说。没有厕所、住的是硬板床，往往吃饱已经很不容易，更不要谈食物如何了。有一次，睡在一个彝族家庭的阁楼，夜晚下了暴雨，雨水顺着屋顶流淌进来，袁凌摸出斗篷盖在头上过了一夜。
除了生活中的不适，让袁凌倍感压力的还有如何真正走近采访对象，取得他们的信任，“要注意如何与他们对话，要一直注意他们的表现，保持一个关注度，还是相当累的。各方面有很大的压力。”内忧外患，在甘肃走访的时候，袁凌的血压一度升到180多，胃病、甲状腺切除也接踵而至。
尽管走着走着，袁凌愈发觉得“身体这个机器不太好用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这出于一种责任感，也出于一种生命的紧迫感，“当时做记者也是这样的，你做一个事情还是应该把它做完。再加上我总觉得人生无非就是过程，任何人都是短短几十年，你能够有个事做，然后做完了，我还是觉得挺不容易的。生命不一定是时间长就好，我现在也有这种时间急迫的感觉，希望赶紧做些什么。就好像欠了一笔账，没有还清，你会有很大的负担。”
作家袁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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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小说、非虚构，变的是体裁，不变的是袁凌对普通个体生活的关切。在《在别处》中，袁凌书写了很多已经被遗忘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在火车站害怕被拐走的惶恐、在超载的面包车上惴惴不安……在袁凌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所谓的“大问题”，有的是这些真实的个体生活。
“所谓的‘大问题’，都是似是而非的，很难把握。我现在去看那些家族史什么的，都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的认识，实际上还处于很迷茫的状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你可以活得很明白、很细致，但一旦放到更大的范围里，你根本把握不住什么东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卑微的个体才有它的独特意义。我就把一个人的命运，以及他对我的意义平等地记录下来，这就是我现在的写作态度。”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袁凌赞同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历史不是于大的地方参与生活，是于细节处参与生活。在《可笑的爱情》中，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约会，因为男孩穿了一条老式的内裤，而导致约会的失败，这也是男孩一辈子失败的开始。“历史在那一刻强制性地介入了他的生活，侵犯了他。”袁凌说。
时代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参与了我们的生活，所以在袁凌看来，时代与人应该是相互记录的关系。“时代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留下刻痕，这种刻痕比人性的变幻、情绪的起伏、情感的爱恨都更加真实。因为这些刻痕只能出现在那个年代的那种场景下，然后逐渐形成今天的我们。没有过去的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希望能通过我的记录，唤起有相同记忆的人的一种共通感。”
对 话
非虚构是一种精神
读品：为什么近几年创作的精力更多放在非虚构写作上？
袁凌：这与我个人的天赋和职业经历都有关系。我是想象力缺乏，感受力丰富的那种人，所以写作倾向于在真实的细节上打开文学空间，而不是去虚构情节、人物、对话。天然地，我可能更适合去写非虚构。然后我做了13年调查记者，记者这个职业就是强调对现实的关切和真实感，反映在我的文字里就会越来越强调语言的节制和真实的东西，而当代小说好像特别需要很多情绪和泡沫的东西。这两方面造成我比较适合写非虚构。实际上，我也不是只能写非虚构文体，我认为非虚构是一种精神，它贯彻到所有文体中去，所以我也写小说、诗歌，我希望能够用非虚构把所有文学的文体打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