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报记者 李梦馨
3月29日，下午2点，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石大妈还是准时来到济南市市中区六里山街道玉函南区社区居委会，换上了志愿者专用的红马甲。靠门处摆着一张桌子，东西两侧各排着两个座椅，桌上是一叠厚厚的报名表。石大妈作为“社区大妈”帮帮团的一员，日常工作就是在这个相亲角接待来访者。
她没坐下多久，第一个报名者就来了，是位30岁出头的小伙子。他领过一张空白表格，沉默地填完，然后扫码加上了石大妈的微信。“等会儿把你个人信息和照片发过来，回去等通知就行了”，石大妈说。
一般情况下，填完表后3天左右就能收到反馈，大妈们会按照硬指标进行筛选，匹配条件相符的人进行推荐，觉得合适双方就可以加微信进一步了解。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妈们已经促成了一百多对情侣。
石大妈为来访家长介绍报名事宜。李梦馨报道 本报记者 李梦馨
缺席的当事人与在场的父母
赵女士是这里的熟人，她一个月前就在这里给女儿报了名，前后联系了3个相亲对象都不满意。她有些坐不住了，赶紧过来问问还有没有其他合适的对象。
石大妈拿出自己的登记名册，一张张A4纸上密密麻麻地登记着男孩女孩们的信息，因为翻看的次数太多，纸张的边缘都有些翘起。在这份“花名册”中，每个人的信息被简化成几个数字和汉字，并且被缀以独特的编号，在册的人数已经排到了1400名开外。石大妈用手比着年龄一列，按赵女士的要求筛选着28岁至30岁的男孩，“这个军官怎么样?”“这个飞行员呢?”
在相亲角，职业是比姓名更有用的代称。凭借着年龄、身高、收入、房、车等可量化的指标，再加上照片，就能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大体勾勒出一幅画像。但在家长那里，还有一些其他的标准被纳入其中，譬如属相。
因为是工作日，来相亲角的还是家长居多，像赵女士这样的“熟客”不在少数，居委会主任赵惠见了他们，第一句话总是“先等等，别着急”。在相亲这件事上，父母比子女更焦虑，他们生怕错失了最佳时机。
于是，许多父母亲自上阵，参与到子女相亲中来。山东大学教授马广海说，这是社会的“惯性”使然。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完全的婚姻自主只是很晚近的事件，绝大多数时间还是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更具体的层面上看，父母是有经验的过来人，作为子女婚姻的旁观者，不容易受到情感因素的干扰，能保持相对理性，给予阅历不足的年轻人以可靠的建议。
在亲历了儿子的多次相亲后，张女士感到自己跟现在的年轻人有些脱节了。“我们那时候都是先接触着，看看对方人品怎么样、可不可靠。现在的年轻人还是比较现实的，接触之前先打听好对方的条件，收入、房、车都是第一位的。”
很多时候，这些问题不是直接抛出来的，而是以更隐晦的方式。有一次，对方家长问张女士：“你家有电梯吗?”常年周旋于相亲市场的张女士读出了话外之音，这是在旁敲侧击地问住房情况。她解释道：“有电梯的不得是新建的高层楼房嘛。”
这次，张女士从朋友圈里看到相亲角，向几个亲戚朋友打听好，专程坐公交车从八公里外的地方过来。
由于年龄横亘在那里，张女士清晰感知到两代人的隔膜。但在择偶原则上，张女士和儿子却实现了同频，“门当户对”是他们奉行的守则。“我儿子是本科学历，如果对方是硕博士，心理上会有一些压力;对方留过学的话，也基本不考虑，这种一般家庭情况比较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小英认为，在获得普遍共识的以“条件对”“有感觉”“谈得拢”为准则的“找对象”文化中，两代人的差异，只在于对构成门户条件和个人身份条件的复杂指标体系的认可度偏差，同时年轻人更强调颇具个人主观感受性的所谓“看对眼”或“眼缘”。
被动加入与主动挑拣
25岁的小李，昨天在微博上刷到了相亲角的视频，今天就跟朋友相约过来报名。在一众报名者中，她算是年龄偏小的那批人，可无奈父母“催婚催得急”。今年过年回家，总共没待上几天，年初五家里人还给她安排了一场相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