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好田都让别人家抽去了。他隐隐觉得分田的事情落实得太过草率，有人接连抽中了几亩好田，有人一亩好田都没有。当初要是能想个细致的法子，均匀一点就好了。自己家光明磊落，不在抽签上动手脚，可别人家就不一定了。别人家动了手脚，又能怎么样？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往上数五代，都是同一个高祖爷爷留下的娃儿，再怎么都不能撕破脸皮。分田之事已经尘埃落定，个人并不能对抗这具有契约性质的分田仪式的后果。况且他这个村长身份横在那里，要是好处落在自己家，只怕别人在背后嚼舌根。
奶奶的抱怨声依旧不绝于耳，怨怪起老头子脸皮薄，净让自己家吃亏。
爷爷长戚戚地叹气，最终对我奶奶说：“说不定的。田还没定下来，现在分给他们家，过三五年还要重新分过田的。”
毕竟当初还以为要在生产队里呆一辈子，现在还不是分田到户了？过几年，田地再分过也不一定。可我爷爷奶奶没料到的是，简陋的抓阄仪式中确定的田地归属[4]，一直延续下来，从1982年到2020年，再也没变过。
二、爸爸的土地故事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大家伙儿为了一亩好田归谁种，暗地里不知起了多少波澜；而如今，僧少粥多，好田都种不过来，是“请”别人种自己的田，好让它不至于抛荒。
80后、90后从学校出来后，没有选择回到村中接过上一辈留下来的犁锄，而是南下广东，流入佛山、东莞等地的工厂中，成为工厂流水线上的一颗颗螺丝钉；老一辈种田人逐渐老去，再也执不起犁锄，便将好田租给他人耕种，劣田就任由它荒着，长满了杂草。在
2008年前后，我家不再耕种远在星垌的田地，任由其抛荒；2015年前后，我家将在大撑垌的中等田转给他人耕种，同时承种了十一伯父、二十二伯父等在厅堂外的田地。
被抛荒的田里长满了稗草
2020年清明前后，正值抛秧时节。我爸爸作为乡村教师，也是基层扶贫队伍的中坚力量。正是头春育苗的季节，他往对接的贫困户家中跑得更勤了。不为别的，就是要劝还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靠自己的双手挣口饭吃。”对于吃低保的贫困户，国家落实了一个产业补贴政策：凡是贫困户耕种一亩田，每年可得五百块钱补贴。
自2006年起，十一伯父一家搬去城里住，便将他三块大田中的两块“租”给了我的二十五伯父耕种，租金是每年两百斤稻谷。2011年前后，二十五伯母在前往星垌巡田的途中，从田埂上摔了下来，被送进了医院。在医院出来后落了病根，全身麻木，再也不能耕种田地，家中的种田劳力剩下了我二十五伯父一人。这一条件符合申请低保的原则，伯父通过我爸爸的途径申请了低保。每年种两亩地，得到一千块钱补贴。后来他实在干不来，从种两亩地变成了种一亩，仍向上报的是两亩，仍可得一千块钱补贴。我爸爸“睁只眼闭只眼”，帮着自己亲戚遮掩了过去。
今年早春，爸爸往二十五伯父家中跑时，伯父正蹲坐在门槛上，头发灰白，脸色黧黑，将老旧的Polo衫卷起来，露出肚子上塌垂的肉。听我爸爸来询问情况，将手中的烟屁股往脚下一丢，踩灭，对我爸说：“老了，种了又不得多少谷，不想种了。”
我爸何尝不明白伯父心中的小九九？种一亩田，要耕田、耙田、育秧、施肥、除草、收割、脱粒、晒谷，累死累活可得七百斤稻谷，一斤稻谷才值一块钱；虽说有国家补贴化肥钱，可化肥钱是跟1982年的土地分配状况挂钩的，仍旧打进十一伯父的账户，到不了他头上。支撑伯父种地的动力，就是国家对他种田“奖励”的那一千来块钱。如果能不种田又得补贴，那就是一桩美事了。
爸爸看着他这个哥哥两鬓灰白，脸色黧黑，一生劳作的辛苦都写在脸上，心又软了： “得谷不得谷都不紧要，连田都不种又怎么好报说种了？还是得种，耕田收割又不用你打理。”
“是倒是这样说，只是耕田又要麻烦你了。”
我爸69年出生，今年51岁，在村中却成了最年轻的农民，还能开得动耕田机。义不容辞地，他将帮亲戚们耕田的重任揽在了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