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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吴彩华（北京大学）
指导老师 | 王洪喆
当我敲下“土地”二字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不是田园牧歌般的美景，也不是被诗人们所歌颂的乡愁的承载之物，而是十二岁那年，脊背弯下去收割稻谷的感觉。头顶烈日，天地像一个闷热的大蒸炉，炙烤着身在其中的我。被割断的稻叶散发出浓烈的青草味，直冲鼻端；脊背弯成九十度，右手一把把抓起稻叶，左手挥着镰刀。脊背弯得久了，再直起来时便针扎一般疼痛。当时脑子里只有两个念头，就是“天气怎么这么热”和 “什么时候才能收割完啊。” 与我相反，我妈巴不得太阳来得再猛烈些，再炙人些，因为炽热的太阳才能把打谷场上的稻粒烘得干燥发烫，散发出稻粒的清香；我爸巴不得能一直收割下去，因为“一直有得割，就一直有得赚，多好。”
当我向我的爷爷、我的爸爸提起“土地”时，他们又会想起什么呢？想起了关于土地的艰辛、困难、苦难，想起他们流过的汗水，想起时代变迁中土地的变迁，想起了土地上的爱与亲情。
一、爷爷奶奶的土地往事
1982年开春的某天早晨，我爷爷、二十五伯父、十四伯父等壮年劳力聚集在土屋厅堂中，或坐或站，将目光聚焦到当时的生产队长、十一伯父身上。分田到户的春风终于吹进了这个处于广西中部腹地的小村庄中。爷爷打着赤足，脚上一层厚而硬的胼胝，糊着一层半干未干的泥巴。时年51岁的他已经在生产队中度过了30余年的劳动生涯，没有想到竟会等到生产队解散、分田返户的这一天，也不知道往后的光景怎么变化，只是大家终于不用在一个锅里搅稀稠了。
凭借着小学六年级的学历，爷爷当上了村长，兼任会计。他坐在一张书桌前，摊开了记录本。
按照当时田地总面积和人头数来划分田地，每个人可分得七分田。田与田之间也分三六九等，好田与差田之间差着十分气力。好田脚程近，田块平整，容易集水。这好田中的好田，当属厅堂外福山岭洼[1]一片的田，靠近大路，容易运输，又有池塘在一侧，好输水。而地处星垌的田，则是劣田中的劣田。脚程远，水利未修，田间小路阡陌纵横，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空手都难走，更别说还要扛运稻捆了。一张纸签就能决定往后田地使用权的归属，谁不紧张呢？
一亩亩田地，早就被测量好面积，用相对位置“锚定”好名称，再把这名称抄写在白纸上，将白纸卷成一个细长卷，投进一个陶瓮里。大家目光寸点不离陶瓮，当时的生产队长，我十一伯父按住陶瓮，咚咚咚地摇匀了瓮肚里的签。
“一个个来，一个个抓。” 抓到好田的，大喜；抓到劣田的，就低低咒骂一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
我爷爷心情复杂，抓到签的人走到他面前，报出自己所抓签儿上对应的田，由他一一记录。从早晨到中午，田地划分完毕。
奶奶得知我家抽中的田，两亩在大撑垌[2]，算是中等田，两亩三分却在星垌[3]这个“鸟不拉屎”的山岭洼里，又得知十一哥家抽中的田全部是挨着厅堂的好田，当即把饭碗一撂，脸都拉长了。
位于福山岭洼的好田，靠近大路，抽水方便
位于星垌的“差田”，现已修有水利，便于灌溉
晚上她将纺纱机踩得吱呀作响，带着怨气，和我爷爷吵开了。
“抽中这样的田，脚程远，土质不好，怎么做得来？”
“你这个村长，还没有人家十一哥有手段，好田都被他们抽走了，太气人了。”
“当时组生产队的时候就没有人愿意和十一哥他们组，嫌他们人太精明，你当时说没关系，和他们组了，现在知道吃哑巴亏没有？”
爷爷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搭着膝盖，神色黯然。他心知自己是村长，又是村里的会计，平日里忙于村务，四分之三的农活都落在了自己妻子的肩膀上。看着妻子被晒得黝黑的脸，想到最小的女儿和儿子还在上学，家里的负担一点不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不知道何日到头。如果能抽到一亩好田，哪怕只是一亩，都能让妻子肩头的重担卸下一些。她一个女人家，还要从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将稻捆挑回来，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