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亲身跑了一天美团，12个小时，送了5单，挣了41块钱，体验了骑手的艰险。
而在新闻报道出来之后，一位北大的博士站出来说，他早在2018年就跑过5个半月的美团。而且号称是全国单量第一的外卖团队。
相比副处长的一天体验，这位博士对美团骑手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他的结论是大家都在做平台，零工经济就是一个牢笼，他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权。而大数据的垄断把骑手压榨到人类极限，成为了剥削骑手的帮凶。
大数据下的美团骑手
美团是一家互联网企业，它从一开始就使用大数据平台管理骑手。一个骑手在送外卖的过程中，大数据平台在不停地收集数据。
通过智能手机和上面安装的配送软件，大数据可以不断地追踪骑手的轨迹。包括骑手的运动状态，到达商家的时间、停留的时长，消费者住址楼层、等待消费者取餐的时长。
同时，大数据还会记录顾客的信息、商家的信息，商家每天订单的多少、重量、内容物，消费者的偏好与脾气。
如果消费者连续几次都不会给差评，平台就会适当延长预估的时间，所有的数据、每个人的习惯都可以让系统去学习和吸收。然后用这个系统给骑手规划路线、时间，提升送餐的效率。有这样一套数据支撑的系统，就可以把一切可以纳入的，都纳入到了可以计算的程度。
而一旦这套系统建立起来，对骑手的压榨也就变得极端起来，系统会根据大数据测算骑手达到的时间，尽可能的压缩时间，逼迫骑手们用各种办法越来越快的送餐。
譬如，一条正常的路线是5分钟，有一个小门抄近路可以只用1分钟，系统在记录很多订单的实际时间之后，会自动把1分钟作为参考。
平台通过奖惩不断推动骑手是寻找新的捷径，而一旦捷径被大数据确认，这个捷径就会成为标准，不走捷径的会被处罚。
如同生产线工人一样，随着工人熟练程度的不断提升，厂商会加快流水线的速度，在相同的工资下，让工人完成更多的劳动，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在另外一个方向上，美团对骑手的收入也在用大数据控制，美团骑手一单能挣多少钱，一个好评奖励多少钱，一个差评罚款多少钱都是有计算的，骑手要收入过万，必须跑到相当的单量，付出相当的劳动时间。
在大数据下的美团骑手，跑的越来越快，但是单笔收入却越来越低，而美团公司通过大数据降低了成本，实现了盈利，完成了上市融资。
根据财报，2019年，在订单密度增大的情况下，美团单均骑手成本为4.71元，同比下降8%，当年，美团股价从下跌转为上涨。
缺乏保障的劳动者
外卖企业的架构是一层一层往下加的，有区域经理、加盟商、站长等等。由于这种用工模式，美团骑手实际上和美团本身并没有建立劳动关系。
美团的众包模式，美团和骑手属于劳务关系，骑手每天自己投意外保险，美团除了支付佣金外对骑手没有责任。骑手如果需要缴纳社保公积金等社会保障，需要自己缴纳。
美团的专送模式，则把责任推到了第三方身上，要缴纳社保，提供保障也是第三方的责任。而第三方往往会通过各种手段逃避责任。
譬如，2020年1月，广东台触电新闻曾报道，一男子应聘美团外卖骑手被站点要求自愿放弃社保，站点负责人表示双方是你情我愿的，放弃社保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
而美团骑手从事的工作恰恰是比较危险的，这种高危工作没有国家给予的各种保障，只靠商业意外险。
也正因为美团通过灵活用工模式脱离了自己的责任，所以美团可以用算法和制度不断压榨骑手，把送餐时间压缩到极致。
美团骑手面对的系统、顾客和第三方层层转包的老板，而无法直接面对美团公司，美团公司通过压榨所激化出来的矛盾并不会反馈到自己身上，而是由顾客、骑手和第三方转包上反应。
2019年12月22日，武汉警方通报，佰港城超市外发生疑似卖骑手持刀致人死亡事件，其起因不过是取货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