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小编为我们带来了一篇关于魏晋名士们的文章，欢迎阅览哦~
“洛阳纸贵”一词出自《晋书·文苑·左思传》中记载，西晋太康时期闻名文学家左思的代表作品《三都赋》从前在洛阳广受追捧，风行一时，权贵们争相誊抄，致使洛阳城纸价上涨(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现在用来比方作品撒播广泛、倍受推重。
《三都赋》面世时，左思大约三十岁左右。这篇文章一经面世，就遭到许多文坛我们和社会名流的欣赏，引发了洛阳纸贵的热潮，也奠定了左思在西晋文坛的位置。他是西晋文人小团体“鲁公二十四友”的核心成员(鲁公指其时的鲁国公贾谧)，也曾担任秘书郎、平原内使、祭酒、宁远将军等职务。
后来，由于贾谧栽赃太子，牵涉到八王之乱中落马。左思也受此牵连失掉官职，退居宜春里，专心作品。后来一位叫张方的将领挟制晋惠帝在洛阳横行霸道，左思又举家搬迁到冀州(今河北省)避祸，可是仍是没能躲过一劫，终究左思在冀州被杀。
文献记载中的左思“丑陋，口讷，而辞藻绚丽。欠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也便是说他其貌不扬，不善外交，性情迟钝乃至是孤僻，仅有拿手的便是耍弄文字。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合适官场，只合适当个文人墨客，或者是专心著书立说的老学究。事实上，左思也的确没有太大的野心，他混迹官场许多年，但并没有暴露什么矛头。不过即便左思如此低沉，但却仍是难逃客死他乡的凄惨命运。从前才名满洛阳的人，最终无故落得如此下场，也是令人唏嘘。
两汉魏晋时期的文人，或者说文官的命是非常不值钱的。不仅仅左思，就像嵇康、刘桢这样的人物，尽管由于颇有才调曾得到选用，但却往往稍有差池就会遭到极为严峻的赏罚，乃至丢了性命。而反观唐宋，即便桀骜如李白，顽固如苏轼，他们在阅历了严酷的政治斗争之后，都还可以保全性命，而且保全着儒学者的风骨。这种反差不只和两汉魏晋时期的时局改变有关，也和人才选拔委任准则有着很大的联络。
古人的推举，不外乎“德才兼备”四字。两汉时期是没有科举准则的，他们的人才选拔准则是“察举制”，也便是所谓“举孝廉”。“孝”和“廉”都是道德，不是才调。也便是说，汉代的人才选拔是重德而轻才，才是非必须的。可是德是很难去考量的要素，因而，一个人能否被选中，实际上是取决于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具有资历又愿意为你写一封“引荐信”，因而引荐人和被引荐人的联络非常严密，无形中形成了官场的联络网。文采当然仅仅如虎添翼，真实发挥决议性效果的仍是官位。魏晋的人才选拔准则是九品中正制，真实理直气壮地靠出世决议命运，文才当然更不重要了。所以有些人虽有才名，却仍然命贱如蚁。
唐代树立科举准则今后，文采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不是由于道德不再重要了，而是由于在相对公平客观的情况下，人们发现文才是更简单被评判和考量的。尤其在宋代，有了满足的才名，就适当所以有一张“护身符”，“盛世不杀才士”这也是苏轼尽管宦途崎岖，性情顽固傲慢却仍然能活得好好的，而且持续享有盛誉，成为一代仕林首领的原因。
明清时期，尽管科举准则趋于老练，统治者开端不再把文才和才干相提并论，关于为官者有了更高、更详细的要求，也扩展了人才选拔的途径。可是不断加强的思维操控又使得科举准则趋于死板，也使得学子们都趋于名利化。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唐宋时期会成为自先秦今后中国古代文明最灿烂、最效果斐然的时期。而魏晋南北朝，虽有名士，大约也是像左思相同，洛阳纸贵不过稍纵即逝，乃至是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不以千里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