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狄，是先秦时起，华夏对西方和北方的非华夏部落的总称，此文中则是指发源于西部的氐、羌，以及北方的匈奴、鲜卑等(羯族其时仍是不成气候的小部族)。首段里，江统要点总结了他对戎狄性情的了解：贪婪、凶横好斗，毫无华夏族的豺狼成性可言;而且他们欺软怕硬，见风使舵。当华夏王朝强壮时，他们就摇尾乞怜般依从;而当华夏式微或骚动之际，他们不光毫无臣子的搀扶之心，反而乘人之危、烧杀掳掠。
为了加以佐证，他列举了两方面的比方：最初匈奴强盛之时，对华夏王朝极尽侮辱之能事，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围白登、公元前158年汉文帝不得不亲临霸上应对匈奴大兵压境;而在被西汉继续冲击上百年后，式微的匈奴人不得不向汉宣帝称臣，乃至在这以后汉朝走下坡路之际，他们仍低眉顺目，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本身满意微小。
因而，江统以为，古代的有道帝王，对待外族的方法是把他们阻隔在边境之外、严加防范，不论对方持任何情绪，“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封疆不固，而好坏异心，戎、狄乘间，得入我国，或招诱安慰以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与我国错居。及秦始皇并全国，兵威旁达，攘胡走越，当是时，我国无复四夷也
这儿首要讲的是，在战国时期，各国为了补偿战役对人口的巨大耗费，纷繁吸纳周边少量民族、为己所用，正是从那个时候，华夏族开端与所谓的蛮夷混住。直到秦始皇一统六合后，派大军北驱匈奴、南征百越，才再度将少量民族驱逐至故地。
对这一段的观念，笔者并不完全认同。战国时期的赵国胡服骑射、秦国吞并西戎、楚越等开发江南，这是前史开展的大势所向，也是华夏开辟生存空间、促进民族交融的必定之举，不该被视为失常行为。
汉建武中，马援...讨叛羌，徙其馀种于关中...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暴乱...十年之中，夷、夏俱敝...自此之后，馀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为大。魏兴之初...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州，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
而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陇西太守马援讨平之前趁乱侵略河西一带的羌族后，为了易于操控，将依从的羌人安顿在关中区域与汉人混住。但是跟着其人口繁殖，加上长时间被部分汉人欺辱，自汉安帝时期，羌族迸发了长年累月的叛变，尽管在任尚、马贤等名将的尽力下，暂时平定了这一骚动，但东汉朝廷也元气大伤。这以后，东汉一向未能处理这一痼疾，羌族的间歇性暴乱伴跟着东汉直至消亡(马援的后代马腾，以及董卓等人便是在平羌战役中生长起来的)。
而在三国时期，曹操将原寓居于武都的氐族迁徙至秦州(甘肃省东南部，其时是曹魏坚持蜀汉政权的前哨)，运用他们来对立蜀汉政权。这在其时天然能极大缓解华夏大众担负的压力，但仅为特别时期的权宜之计，若将其视为常态，则将会危及后世。
江统的这段话，指出了其时困扰西晋王朝西部边境的羌、氐两大部族问题的来历。但这儿也点出了这两个少量民族为何屡次叛变的原因：苦汉人侵之。无论是东汉时期的羌人叛变，仍是西晋时鲜卑秃发氏、羌氐发问，其诱因都是朝廷官员统御无法，要么听任官吏侵暴、鱼肉少民，要么在天灾之际救援不力，对大众的磨难视若无睹;而少量民族中的野心家，往往顺势鼓动暴乱，终究两边只能干戈相向。
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侮其轻弱，使其仇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抚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路途之粮，令足自致...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我国，隔膜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