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首要成果及思维是什么?下面趣前史小编就为我们带来具体的介绍，一同来看看吧!
著作
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奋编撰史书，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结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开始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敬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书》为《史记》。
“史记”本来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作也正是参阅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但后来由于《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司马迁完结《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流传后世。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开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鲁迅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势，八书以详准则，列传以志人物，然后
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必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规模，信史家之极则也。”
货殖思维
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开篇，即引证老子的至治抱负，并且全篇从头到尾都被道家“适应天然”、“无为而治”的天然主义思维所笼罩。
开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极，邦邻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接着是司马迁自己的话：“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经》原文中“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必，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几句，并补入了“至治之极”四个字，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的注重，而紧接着引文而来的便是司马迁自己的观念——“必用此为务”。
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证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开展了的至治抱负。他保留了道法天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怎么的思维，表现了深得道家精华的“与时搬迁”思维(《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的这种至治抱负，其中心是天道天然，要旨是公民的足欲。司马迁的至治抱负堪与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大同抱负相并论，差异在于后者重次序组织，而前者重天然演进。王充在《论衡命禄》中引证“太史公曰”，进一步归纳了司马迁的“天道天然观”思维。太史公曰：“富有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有。”“夫富有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有，富有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