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战胜曾经的代理律师告诉记者，法院从疑罪从无出发，认定吴春红无罪，“但是也不排除就是他，还要等公安机关侦查才能确定”。这位律师称，具体了解，王战胜“肯定”要求公安机关找到凶手，确定犯罪嫌疑人，“这个很明确，他会一如既往地去找政府部门，来解决这个事情。”
这位律师呼吁，这类疑罪从无的案件曝光的同时，也应对受害人有个说法。“办案单位折腾这么多年，最后疑罪从无，那么这说明这个案件是没有查清呢，还是说没有犯罪事实呢?”他称，嫌疑人被放出来，会令受害人不只承担失去亲人的痛苦，还要承担案件悬而不决的压力。
吴春红说，他也想要求公安再进行破案，找出凶手。“最起码真正的凶手出来了，我真正的也算清白了。要是没有的情况下，俺那村每个人还是嫌疑对象，我还是想叫公家去破案。”
“我一直在心里头想，人家孩子死了没有找到凶手也是烦，但是我清清白白地蹲了16年我也是烦。以后最好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吴春红说，以后当他回到东南角的房子后，会避免往西北走。
团聚
法院宣布无罪那天，吴春红走出监狱，用手机和家人视频通话。当看到镜头里满头白发的母亲，他瘫倒了。“我一看俺娘的脸，光感觉心里难受，头一晕，就再站不起来了。”他说，之后司法工作人员把他送去了医院。
刚回家时，吴春红身体虚弱，右眼球萎缩，满身牛皮癣。因此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医院治病，治病花了三四个月，儿子辞去工作全职照顾。“基本上走一步跟一步。”
与社会脱节16年，吴春红适应起来很艰难，他不敢花钱，这些年猪肉从几元涨到了几十元钱，青菜也贵得“可怕”。
“以前去超市，一百块钱买的东西都提不动，现在小手指一勾就走了。”而基本生活技能也要从头学，吴春红没见过电磁炉，能把馒头蒸成焦炭，为了使用智能手机，他练习了几个月。
去年，吴春红本可以领到260余万的国家赔偿，但他认为精神损害赔得太少，提交了复议申请，目前还没结论。他还起诉了监狱，要求就他的眼病和皮肤病给出赔偿，也还没有结论。
国家赔偿虽然还没到手，吴春红想在春节时表达心意，他申请到了五万元司法救助金，想先还一些当年雪中送炭的人情。
他反复提起一个朋友，2004年底，他刚被抓走时，这位朋友援助了他家人1000元，这个数额是两亩麦地一年的总收入。春节前，他去拜访这位朋友，掏出钱要还，对方不收，两人抱在一起哭了一场。
在周岗村，吴春红的同龄人命运各有不同，有人仍在工地干苦活，有的已经资产百万。相比起来，他自己的人生算是最夸张，16年的牢狱之灾，磨去了他的青春，令家人陷入贫困。
对于正在复议中的国家赔偿， “我宁愿不要这个钱，也不想受这个罪。”他说。
“这些灾在我身上，谁也扒不下来了，就是有人替，我那个罪也受罢(完)了，我只有花俩钱把孩子安排好，我受点苦受点罪无所谓。”他说。
春节后，亲人朋友四散到各地打工，只剩吴春红在等待。钱没攥在手里，他无法实现安排好家人的承诺，但他脑子还能转，腿还能跑。
吴春红和儿子在一起，儿子展示了拉面的技能。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摄
“我想先操心，反正以后避免不了是不是?”由于害怕突然间就要交彩礼，他还没正式找媒人替儿子说亲，于是他就到县里看房，从时兴的碧桂园看到学校旁的老公房，从精装修看到毛坯。
女儿吴莉莉关店的前一天晚上，吴春红还在操心。他和开超市的发小接通视频，把店里的酒一瓶瓶照给对方看，询问是否有更低价的进货渠道。店里的高档洋酒吴莉莉不认识，吴春红的发小也不认识，吴莉莉卖不出酒，就自己花钱进了点饮料矿泉水和啤酒，也依然卖不出去。
这些操心反而给了吴春红动力。“说实话，我看着是个人，实际上这里头感觉都空了。”吴春红指指自己的胸膛，“如果没有这些事儿，如果没有压力了，我心情一放松，我的身体是不是要像气球一样，一放气就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