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古代典籍中有非常多的记载。比如《战国策》中有“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韩非子》中有“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汉代贾谊《新书》中有“路不拾遗，国无狱讼”；唐代郑棨的《开天传信记》中有“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等等。
由此可见，这是古代的一种社会理想。既然是社会理想，显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这就如同古代说的“大同社会”一样，也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
然而，《资治通鉴》中，却真切地记载了唐太宗“贞观之治”时期，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
《资治通鉴》上说：“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唐太宗）
那么，“贞观之治”时期，真的实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吗？
我认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其一，盗贼永远存在。别说“贞观之治”时期，就算是咱们当下，富裕程度不知道比“贞观之治”时期高多少倍，但有谁敢出去不锁门呢？不锁门，你的家很可能就被“抄”了。盗贼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的，再富裕的时代，都杜绝不了盗贼的存在。因为所有的富裕，都是需要付出劳动的。而盗贼却可以不劳而获，相当轻松，所以，总会有人铤而走险。
其二，贞观时间太短。任何一个盛世的出现，绝对不是一代两代能够做到的，更不可能在二十来年的时间（“贞观”经历了22年）里实现。
其三，贞观基础太差。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是在隋末乱世中起步的。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那么多势力，打了那么多年仗，早已把国家打得一穷二白了。“贞观之治”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发展的，时间非常短，实在不足以形成盛世。
其四，贞观消耗太大。唐太宗时期，也并不是完全就放手让老百姓生产，其实还在打仗。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让李靖率军和东突厥作战，最终灭掉东突厥；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命李靖、侯君集等攻打吐谷浑，另立吐谷浑国王；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命侯君集、薛万彻等攻打高昌国，并设置安西都护府；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亲自率军征讨高句丽，最后粮草没了才班师回朝，而且此后就与高句丽纠缠不断，前后打了三年时间。
（率军出征，图取其意）
我们这里并没有把贞观年间，唐太宗发动的战争清理完，实际上还有很多次小型战争。算起来，唐太宗时期发动的战争不下十次。
要知道，如果古代不打仗，安安静静地搞几年生产，可能生产会多多少少搞上去。但是一遇到打仗，将给农业生产带来双重打击：一重打击是需要给军队提供粮草，老百姓自己的口粮不足；另一重打击是农业生产最主要的青壮去打仗了，无法提供足够的劳动力。既然唐太宗时期有那么多战争，老百姓怎么可能富裕呢？不富裕，怎么会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呢？
其五，贞观税负不轻。老百姓要富裕，税收必须要少。但是，税收一少，就无法做打仗之类的事情。而且，我们在史料中也没有找到唐太宗像“文景之治”那样减免税赋的记录。由此可见，“贞观之治”时期老百姓的负担并不低。
既然又在打仗，又没有减免税收，又有盗贼，经历的时间又短，盛世显然是不可能形成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显然不可能出现的。
（司马光）
既然不可能出现，为什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要那样说呢？
我认为，司马光其实是想表达一种形象性的说法，并不是实际存在的现象。是为了表现在唐太宗的治理下，唐朝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中多有溢美之词，表达作者对这一个时代的肯定。
除此之外，司马光还以此来说明在“贞观之治”时期，社会风气出现的明显变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实际上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设防，不争夺，不互损。说明社会开始讲信任，社会道德变好。而这种社会道德变好，也与唐太宗在“善于纳谏”中，所倡扬的君臣之间互相信任，有莫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