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进而认为，当神祇的神格、神性已经完备，神祇所承担的职能、功能也得到确定的情况下，其原本人面蛇身具象的形象发展趋势便是逐渐简化、抽象化。王先生为同学们展示了不少在中国始祖神信仰体系框架业已完备的情况下，所出现的以双蛇交缠为典型特征的纹饰、图案和木雕。尽管这种简化后的形象很难再看出其原本作为神祇的庄严法相，但王先生认为这种抽象化后的双蛇纹样所蕴含的内质和寓意与传统的伏羲、女娲人面蛇身图案无二。汉画像石、画像砖上大量见到的双龙双蛇交欢图、合欢结图，都与伏羲、女娲相关联，即是与生殖生命相关联，这可以看作是一种信仰的符号化。包括伏羲女娲在内的众神人面蛇身，不只存在于文本的神话中，也广泛存在于汉代时期的造型艺术创作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抽象化的表现方式，其所寄托的内涵在千年岁月的洗礼中，已经很难让今天的考古工作者们轻易地透过表面，一窥其本质，从而产生的诸多谬误。王先生指出，以龙蛇题材而论，三代时期双体交错双体纠缠的艺术题材目前还没有引起学界特别的注意，一些双蛇双龙双虎形铜玉图形及其背后所寄含的文化内核亟需重新释读和定义。
汉画伏羲女娲与西王母（山东滕州出土）
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木雕双蛇
接着，王先生就三代时期考古工作中发现的以龙蛇虎为主要题材的艺术器和刻画纹饰，向同学们分享了一些个人独到的见解和看法。通过对比大量三代时期龙蛇虎纹样图案，王先生认为商代铜器和玉器纹饰中，龙与蛇是都很常见的形象，甚至虎也以蛇身形状出现，这使得一些研究者时常龙虎不分。王先生指出，龙虎纹饰的基本形状，其实就是取形于蛇身，立形于蛇，只是在头部以角的有无作区分。回顾汉画中的伏羲、女娲人面蛇身的形象，一般都是人面，上半身亦为人形，有双手、有衣着，下半身则为龙蛇形。汉画中偶尔也能见到全龙蛇体人面的神像，如山东临沂人面龙身神像便是如此，周围还刻画着几只飞鸟。由此，不难推想出三代艺术中龙虎之形附于蛇身，表明蛇的意象非常重要，而这种重要性也由众神蛇身的传说再一次印证。
妇好墓带扉牙玉龙
王先生回溯当前考古工作，指出已发现的动物题材刻画纹饰中的龙蛇之象，既有直体卷尾形，也有蜷曲团身形。在史前至三代铜玉纹饰中，不同的龙蛇之形并不鲜见，神话图像的创作也体现有现实主义色彩。王先生认为这些文物中的团蛇团龙图像，应当是具有特别意向的作品。龙蛇崇拜中的这种团龙团蛇意象，在《山海经》中是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山海经•海外西经》说：“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轩辕一国，人皆同黄帝一样，均为人面蛇身，而且是尾交首上。在《史记•天官书》注中也有这样的说法：“（黄帝）人首蛇身，尾交首上，黄龙体。” 其实蛇身蛇尾，可能只是一种象征标识，并非是说人真的长成这般模样。创世纪中的神话传说，并非都是无源之水，黄帝时代“尾交首上”的标识，在史前艺术的实物中发现了可靠例证。同时在《山海经•大荒北经》还提到：“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这里的自环，应当就是自盘，如龙蛇蟠曲。这也进一步给同学们一种提示，神话文本中的许多细节根据十足，并不全是天马行空，无边无际的想象，很有必要进一步解读。
红山文化玉龙（内蒙翁牛特三星塔拉出土）
王先生在讲座中，对于人面蛇身神形象的起源也做出了解读和释疑。他认为人面蛇身的众神，是东方创世纪神话的一道奇观。这样的神话，应当早于汉画形成的时代，可以追溯到早于《山海经》书写的时代。王先生指出，研究人面蛇身的众神起源，只通过传说文本的考证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而丰富的图像艺术，是我们进入古老神话领域的宝库。在史前艺术中，虽然抽象艺术已经非常发达，但具有写实特点的形式艺术创作也一直在发展。许多抽象的几何构图，其实也都是从写实图形中提炼出来的。而写实的对象又常常是人们看得到的动物，每每灵感迸现，半人半兽的神祇也就被创造出来了。人面蛇身的众神自此形象甫定。而一旦有了蛇身这个选项，艺术再没有轻易改变它。艺术品质具有遗传性，神性也自然随之遗传，蛇身就自然成了创作众神像的不二艺术选项。王先生进一步指出，人面蛇身之神，其标准的造型已经出现在仰韶文化的时代，是先民们于6000年前在彩陶上完成的艺术创造。或许那未必是伏羲或女娲，但却必定是某一位人面蛇身之神，即五帝或三皇时代的诸神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