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书不仅可以买来阅读，还可以作为礼品赠送他人，事实上，以书为礼品并不是现代人首创，这样的习俗古已有之。古代文人、藏书家们常爱互赠书籍，甚至文人的女儿还会把书籍作为陪嫁。旧时流行“女儿出嫁，嫁妆从盛”，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大女儿出嫁前，许多人都想看看这个世代做官的大户人家会给女儿什么样的嫁妆，而王夫之指着一只箱子告诉大家嫁妆都备齐了。有人出于好奇打开一看，发现箱子里不是金银珠宝，也不是绫罗绸缎，而是满满一箱书稿。王夫之对大家说，这就是他多年来为女儿操办的嫁妆。他对女儿说：“你不要小看箱子里的东西，那是我一生研究的学问，这些稿纸上有我多年写作的成果。这些东西将教会你怎样做一个有骨气、有出息的人。”在王夫之看来，这是比给女儿金银珠宝更加有意义的嫁妆。
在古代，礼品书不仅让文人之间增进了友谊，更让大思想家王夫之对婚礼送钱旧俗进行了一次突破性的革新，不过，也有一些负面作用。明代文人顾炎武说过：“昔时入觑之官，其馈遗一书一帕而已，谓之书帕。”这里说的帕，即佩巾之类的物品，在明代，它是社交场合的重要礼品。而将“帕”同“书”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官员们把这样的书既不卖也不自己阅读，而是当做礼品送人，送礼对象多是自己的上司。说白了，就是以送书之名行“贿赂”之实。
古代官场，送礼可谓一门艺术。既然是艺术，就不能像科学那样，用数据、概念或公式条分缕析地解释清楚，其中有着颇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内容。对于一名行贿者来说，直接把钱和礼物送给某位官员，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却很容易被旁人抓住行贿的口实，但送书就不一样了，比起送银子，送书不光不那么显眼，而且还有一种脱俗风雅之感。由此一来，让收到贿赂的人不仅不会被旁人抓住把柄，还会落得个爱书的美名。因此，在贿赂成风的明代官场中，逐渐形成一种以书行贿的风气，由于这些书送出时必须用“帕”包好，所以这些书当时便叫做“书帕本”。
这些“书帕本”只有个别是行贿官员自费刻印，而大多数是用公款印制的，明代清官海瑞就对这种挥霍民脂民膏的行为极为愤慨，他说：“访得各抚院按院临将复命，往往牌行府县印刷书籍，为入京封帕，用费以数十两，计工百余两亦有之，合各府县算，不啻数百两矣。有假称动支本院脏罚，有不动脏罚，借称无碍官银者，此等皆是府县剥民充之。”而他的一番话，也说明当年“书帕本”泛滥成灾，给百姓增加了很大负担。明万历以后，政府曾明令禁止“书帕本”的流行，另有《明史》记载，有一位名叫韩一良的大臣，在两个月内收到“书帕本”竟价值五百金之多，于是，他将这个情况上报给皇帝，说自己收到书后如数退还，亦有向皇帝表明自己清正廉洁之意。不过，即便政府多方努力，但从中央到地方，这种风气在官员中始终无法禁止，这也反映了当时吏治之腐败。（肖明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