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旻的《问鼎》关注的是从公元前三千年良渚文明到周代在这块今天称作中国的土地上，各个考古文化圈的互动，以及这一互动如何带来《禹贡》这样集大成的早期中国文明空间的地理著作，又如何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基调。正如书中开头所说，该书关注早期中国社会记忆、地理空间和政治权力间的互动。而这一互动在《左传·宣公三年》关于楚国问鼎的记载中得到生动体现，这一叙述里包含了权力的空间性、时间性和物质性。作者因此追问，作为一种炊具的铜鼎是如何成为财富和王权的象征，被赋予九州这种空间意义，进而成为问鼎叙述中的物质想象基础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要说明史前时期由外来引进的青铜是如何完成了礼制化的过程的。因此也就提出了更大的关怀：作为中国古典文明基础的“三代”传统是如何在物质实践中形成，又如何构成文本想象的基础的。该书目的不是去证实历史叙述中的三代，而是去理解为什么三代这种说法对周代历史叙事和合法性如此重要，周人历史知识的来源是什么，周人又是如何在历史知识的引导下建立其天下秩序的。对于三代传统的发端，为什么在周人对历史的理解与表述中，公元前三千年末这个时间点被赋予跨时代的意义？李旻认为需要采取深度历史（deep history）的方法才能回答这个问题，通过社会考古把观察的时间尺度推到历史发生之前。在此基础上，展开接下来的考古讨论，对良渚、龙山、二里头三个时间上连续、空间上侧重不同的史前传统进行详细考察。
在公元前第四千年末，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沿海群体，在财富、社会复杂性、文化精致性方面比高地群体展现出明显优势，也有更显著的社会分层现象。而高地社会在经历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高潮之后也在不断通过淮河流域吸收东方文化的技术和物质，为后来龙山文化的兴起奠定基础。处于西北高地与东南低地过渡地带的中原地区，逐渐呈现出其重要性。东方的良渚社会崩溃后历时约五个世纪的龙山时代（公元前二三〇〇到前一八〇〇年）是早期中国重要的技术转折和政治实验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为三代文明的一些特征标志开始形成。同时，东亚大陆和外界在龙山时代有了前所未有的接触，大大扩展了技术传统，为政治呈现提供了新的媒介。李旻将这个时代放在欧亚大陆背景下进行考察，尤其借鉴了“亚洲中部交流圈”（Middle AsianInteraction Sphere）这一概念，强调中亚和北亚文化对高地龙山社会的影响，尤其是通过冶金技术、动植物的输入。如果在良渚时代，是沿海影响内陆高地，龙山时代则是内陆影响沿海。这一影响也到达了长江流域，比如我们可以用冶金业者的视角来理解江汉流域的矿产资源。在讨论了以良渚为代表的东方用鼎传统和以晋南陶寺、陕北石峁为代表的高地龙山用鬲传统之后，书中转向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也应该放到这样的后龙山文化的视野下理解，最重要的是，二里头重建了高原与低地互动关系，将洛阳平原由高地文化的延伸变为新的中心。二里头开始铸造铜鼎等青铜礼器，为商周文明所继承，由此奠定三代传统的基调。
正是在这三章的考古讨论的基础上，进入到了更为汉学家所熟知的商周时期。在《问鼎》的考古图景下，以陶鬲为标志的商文化建立在龙山—二里头文化的遗产之上，尤其是郑州商城的兴起，表明了商与之前考古文化的继承关系。然而，李旻并不把商文明视为龙山—二里头遗产的唯一传承者，相反，认为晚商王朝退回豫北先商故地之后，放弃了洛阳和晋南这两个龙山—二里头文明的核心。而且，在商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例如黄土高原和四川盆地，高地龙山记忆群体另有历史知识传承——与殷商相比，四川三星堆文化保留了更多的龙山—二里头遗产。对于商代开始出现的真正的文字，书中则认为甲骨卜辞在武丁时期的安阳王室中的大量出现与武丁的语言障碍有关，因此我们无须高估文字书写在商代日常和宗教生活中的普遍性，更不应该认为甲骨文所承载的历史是周人历史知识的唯一来源。作为发源于黄土高原与关中盆地的西周文明，与高地龙山记忆群体和殷商王朝都保持着密切交往，成为传承龙山—二里头遗产的集大成者，并在回归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奠定了三代传统的基调。《左传·定公四年》里关于周初分封的记载，则是周王朝的创建者基于传说地理对之前存在的文化区域传统进行的一个政治整合。周人册命时作为地理坐标的历史遗产，可以与通过考古学观察到的时空特征进行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