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尤其注重周人历史认知中对洛阳地区夏遗产的强调，周人以嵩洛为“天下之中”和“有夏之居”，依据他们对东方治理的策略，在洛阳盆地营建了洛邑—中原核心区，此地在商代经历数百年的人口萧条之后重新成为王朝的中心。对于之前作为龙山文化重要中心的晋南盆地，也特别强调了周人在夏墟建立晋国的历史意义。通过比较陶寺遗址与西周封国的空间关系，以及分析《左传》里对晋地历史地名和族群的描述，《问鼎》揭示了文本记忆与考古观察到的物质文化、空间特征之间的有机互动。因此，尽管商文化是西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非全部——周继承了比商更为广阔的文化区域和范围，也更关注多元历史遗产的传承。正是在这一讨论基础上，进入了对《禹贡》的讨论。
对于《禹贡》，五四以来影响甚广的观点是，该文献是战国晚期魏国思想家为想象未来统一帝国而伪造的。可是，李旻指出，只有真正理解《禹贡》里涉及的丰富物质文化背景与空间结构，才会理解为何九州观念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成为当时经典作品的知识前提。《禹贡》里罗列的物质文化和以晋南为中心的空间秩序，恰恰与书中所讨论的龙山跨区域宗教网络紧密相关，特别是岷山以西的雍、梁二州贡路。他认为高地龙山的社会网络，特别是甘、青与晋南物质文化所见的联系，是《禹贡》中梁州和雍州地理知识的主要来源，这正是龙山时代早期矿冶活动发端的地方。这种联系并未随着时间推移继续发展，相反，西周灭亡之后，由于关中的陷落和王室的东移，曾经连接关中与岷山的高地知识网络中断了。《禹贡》以晋南为中心的空间蓝图与周人以关中和嵩洛为中心的天下观并不兼容，也不符合商人以郑州和安阳为中心的空间格局，以及二里头以洛阳为中心的视角。考古所见，只有在龙山时代晋南才是早期中国的核心区，这是唐叔册命中在夏墟建国的地理知识的来源。因此，要采取深度历史和长时段的眼光，才能理解《禹贡》空间理念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
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禹贡》的文学性，该文本对九州地理空间的双回环叙事顺序具有浓厚的表演性，接近宗教仪式上使用的颂词。通过仪式性的神游九州空间，用身体的技艺来控制与唤起山川的力量，这个具有萨满教特征的知识传统来自对龙山时代的记忆，也是龙山时代对当时气候剧烈变化所造成的环境危机的某种宗教回应，核心证据是龙山玉器的大范围、跨区域分布，以及这些玉器造型在中国山川祭祀传统中的象征意义。同时，《禹贡》对山川知识的汇集和对金属矿藏的描述，具有青铜时代之初资源勘探活动的特征，以及在一种新的知识传统之上对地理空间进行分野的尝试。因此，它是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宗教文本，或是具有宗教色彩的政治文本。它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以金属为中心的地理知识体系的形成。从考古角度来看，这个过程可能在龙山—二里头时代已经发生，是早期王朝形成的知识前提。
我们可以将《禹贡》看作一个宏大的地图，来象征性地呈现出华夏空间理想。这种具有史前宗教特征的空间理想进而成为早期国家政治实践的蓝图，并通过秦汉帝国的建立最终实现。在战国晚期群雄的眼中，它已是古老的传说，虽然其不合时宜的双回环空间布局最终被以中央集权为趋向的国家官僚制度所取代，却在道教的禹步仪式之中留下了依稀的身影。我们因此也可以说，《禹贡》里涉及的山川、河流与贡物本身就像现代地图的网格一样，是构建空间的基本元素。这种研究背后的知识脉络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人类学、社会学与汉学尚未分野的时代，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el Granet）首先提出了关于《禹贡》的宗教性与表演性的观点。在留法学者徐旭生的影响之下，邵望平在八十年代开启了用龙山时代考古去理解《禹贡》的尝试。《问鼎》一书独到之处在于，吸收了已有的考古学和汉学讨论，并结合新的环境考古与社会考古的成果，以人类学视角，从长时段对《禹贡》背后的考古文化加以全面梳理和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