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何彦霄 读书杂志
编者按
李旻的《问鼎：早期中国的社会记忆与国家形成》，从“亚洲中部交流圈”的宏观视野看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强调中亚与北亚文化对高地龙山社会的影响，以及晋陕、河洛、沿海之间的复杂互动——从《禹贡》可以看出那时的地理学视域。《问鼎》用人类学的视角、更恢弘的历史想象，将文本研究与考古学相融合，超越了“是否有夏朝”的问题，对汉学的研究范式给予了强劲的冲击。
考古的文本转向与文本的物质转向
——从古典考古学看《问鼎：早期中国的社会记忆与国家形成》
文 | 何彦霄
（《读书》2020年10期新刊）
就古代文明研究而言，学者们通常都要处理文本（text）与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之间的关系问题。让二者互相印证的“二重考据法”曾经是长期占主导位置的研究方法。然而，随着学术分工日趋细密以及学术方法论的进步，学者们对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越来越持谨慎的态度。与二重考据法相比，完全人类学化的考古学家们强调，解读物质文化应该在不受文本干扰的情况下，按照物质文化本身的逻辑进行研究。而完全后现代化的文学研究者们，也越来越排斥文本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希望文本研究能完全脱离物质文化所代表的实证主义倾向的干扰。就中国考古学而言，在张光直等学者的推动下，北美中国考古学完成了人类学化，是人类学系的一部分，也对中国大陆学界有了越来越多的影响。同时，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中国考古学家们也在强调中国考古应该有自己的方法和话语，以摆脱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的趣味。
西方的古典考古学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古典考古学传统意义上可以说是古典语文学的“婢女”，其存在的意义在于为语文学家们研究文本提供一个更立体的物质文化语境。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剑桥大学的安东尼·斯诺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等学者的推动下，英语世界的古典考古学越来越有人类学化的倾向——古典考古学越来越摆脱古典语文学的干扰，有了独立的话语体系。然而，不同的是，在北美，古典考古学仍然主要在古典学系，因此，古典考古学家与文学研究者、古代史学者有更多互动的机会。比如受教于斯诺德格拉斯、研究罗马时期希腊考古的苏珊·奥考克（Susan Alcock）与罗马艺术史家雅施·埃尔斯纳（Jaś Elsner）和爱琴海史前考古学家约翰·柴瑞（John Cherry）共同主编了《帕萨尼亚斯：罗马希腊的旅行与记忆》（Pausanias: Travel and Memory in Roman Greece，剑桥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一书。帕萨尼亚斯的《游记》（Periegesis）由于包含对公元二世纪希腊大陆各地遗存的神庙与建筑等物质文化的描写，曾长期成为古典考古学家们的挖掘指南。而《帕萨尼亚斯：罗马希腊的旅行与记忆》的编撰同时邀请了考古学家和文学研究者，代表着考古学家和文学研究者们在充分意识到各自方法独立性下的一次对话和交流。
在此情况下，从古典考古学的角度，李旻的《问鼎：早期中国的社会记忆与国家形成》（剑桥大学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一书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该书代表了北美的中国考古学在与以文本研究为主的汉学彻底剥离后，向文本研究的回归。李旻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和亚洲语言文化系，主要研究史前与青铜时代中国考古。他毕业于密歇根大学人类学系，师从卡拉·赛纳珀丽（Carla Sinopoli）、亨瑞·怀特（Henry Wright）、诺曼·叶斐（Norman Yoffee）等西亚考古学家。密歇根大学既有美国最顶尖的人类学系，更是美国考古人类学重镇。因此，李旻并非东亚系训练出来的汉学家，而是人类学系训练出来的考古学家，并深受当时在密歇根大学古典学系任教的苏珊·奥考克与约翰·柴瑞影响。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密歇根大学还是社会进化论学说的中心。国内考古学界所熟知的“游团—部落—酋邦—国家”的演化模式，就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密歇根大学的人类考古学。李旻在这个学术传统中，借鉴了亨瑞·怀特将国家起源视为一个政治实验的连续过程来描绘早期中国发生的社会转折，而并不纠结于酋邦与国家之间的类型学差别。这种淡化社会进化论的取向，符合现在北美主流人类学界对社会进化论学说的批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