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学的角度，李旻对古典文本中的空间性、物质性与表演性的关注与理查德·里尔（Richard Neer）和蕾斯理·刻尔克（Leslie Kurke）最近合作出版的《品达、歌曲与空间：通向一个诗歌考古学》版（Pindar, Song, and Space: Toward a Lyric Archaeolog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九年）有诸多方法论层面的呼应。品达是公元前六世纪后期与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的流动诗人，他为在奥林匹亚、德尔菲等泛希腊（panhellenic）空间竞技的获胜者写了大量胜利者颂歌（epinikia）。无论对于初入希腊诗歌的学子还是古典学家，品达诗歌是出了名的难读，除了品达语言本身的晦涩之外，更重要的是品达诗歌里包含了各种看上去毫无关系的意象。里尔和刻尔克的书要传达的一个信息是，文学研究者只有跳出品达诗歌本身，去关注品达诗歌所涉及的物质文化、空间特征及背后的社会经济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品达诗歌里记载了什么。在两位作者看来，在没有现代意义上地图的古代，品达诗歌中的空间呈现可以看作一种“地图”。
不同的是，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里尔是古典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而刻尔克是新历史主义学术路径中的古希腊文学专家，与李旻以考古学家一己之力“单挑”考古与文本不同，里尔和刻尔克的书是考古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的合作。同时，里尔毕业于北美古典学重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著名古希腊艺术史专家安德鲁·史都华（Andrew Steward），刻尔克也是里尔在伯克利的老师之一。在里尔之后，后来史都华和刻尔克也共同指导了多位能同时掌握物质文化和文本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他们大多占据了北美古希腊艺术和考古领域的要职。正如芝加哥大学近年来新聘的另一位同样毕业于伯克利的古希腊艺术史学者塞斯·艾斯特林（Seth Estrin）在其关于古希腊雕塑的博士论文里“致谢”所说：“首先，我要感谢安德鲁·史都华，从他那儿我学会了怎么阅读古希腊雕塑；其次，是蕾斯理·刻尔克，从她那儿我学会怎么阅读古希腊文学。”因此，像里尔和刻尔克在序言中说，他们的书没有明确分工，已经无法分清哪里是里尔所写，哪里是刻尔克所写。从微观角度，这是里尔和刻尔克多年师生和同事关系所达到的默契；从宏观角度，也是古典学内部不同子领域（这里主要是古典考古学与古典语文学）能在尊重对方学科差异情况下，可以有效合作的一个缩影。
而《问鼎》则是完全在汉学以外的理论框架下出现的，正如前面提到的，李旻是基于密歇根大学的考古人类学传统，甚至他的老师也并非中国考古专家。因此，如果里尔和刻尔克的书展示的是古典学内部本身的学科范式演变，李旻的书则是人类学外力介入汉学。这一点则又与北美的汉学（早期中国研究）版图有关。早期中国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内部多元性不亚于古典学的领域，就中国国内而言，其所涉及的领域也涉及中文（包括文学、文献学、语言学、文字学）、历史、考古和哲学四个学系。但是，北美除了人类学系以外，历史系、比较文学系等对早期中国研究的容纳极其有限，使得早期中国学者主要都在东亚系。而东亚系又不是中国古典学系，除了少数学校外，主导北美东亚系的基本是近现代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许更能理解李旻从人类学内部使中国考古学向文本“回归”的意义。因此，尽管我们不需要同意《问鼎》书中对每个问题的具体观点和结论，但从古典考古学的脉络看，这部书在方法论上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Li Min，Social Memory and State Formationin Earl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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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读书》新刊 | 何彦霄：考古的文本转向与文本的物质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