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发大水，河道阻滞，积水不通，经过调查，是一些地主侵占河道用来修筑花园，包拯下令，清除全部河道上的建筑。地主们不肯拆除，拿出一张地契（qì）狡辩说那是他家的产业。包拯经过仔细调查发现地契是地主自己伪造的，十分恼火，立即下令地主拆掉花园，并向宋仁宗揭发那些地主的恶行。地主见包拯执法如山，公正廉明，怕事情闹大了对自己不利，便乖乖地拆了花园。
在开封府当府尹时，包拯改变陈规，采取有利于百姓申冤的措施。开封府原来规定百姓到府衙告状，不能直接到公堂向知府递交诉状。诉状由“牌司”传递，老百姓为了自己的诉状能够递上去，只有花钱贿赂他们，否则诉状就递不上去。包拯于是让老百姓直接到大堂陈述案情，为了方便，甚至连通往大堂的小门都拆了。
早在南宋时期，包拯断案的故事就在民间艺人的演唱里流传。到了元朝，包拯的形象被搬上了舞台。元代戏曲文字里，包公杂剧数量很多，关汉卿的名作《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就是其中的代表。剧中的皇亲葛彪打死百姓老王，按照封建王法，葛彪必须抵命，但当老王的三个儿子为父报仇，打死葛彪之后，包拯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他把一个犯了死罪的强盗顶替了老王儿子的命。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tiào）米》里的张别古，耿介耿介：正直，不同于流俗。刚直，意志坚强。他敢于斥责仓官是强盗。他临死前还叮嘱小别古斗争到底，包拯为了替张别古父子伸冤报仇，抢在皇帝的赦书来到之前，让小别古用钦赐的紫金锤打死赃官。仗着紫金锤把他打死，这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嘲笑。这是包公戏的代表作，表明清官包拯清正爱民，能为民请命为民请命：替老百姓向上申诉，请求保全性命或解除痛苦。
的性格特征。另一剧中写他在去陈州的路上，不带跟随，扮成一个庄稼老汉的身份，谈起天来，终于从王粉莲口中了解到两个赃官的恶行。为了证实道听途说是否属实，又故意当面激怒了赃官，遭到了吊打。这两个赃官本来是迎接钦差大臣包待制的，结果却把包拯高吊在槐树上，还鞭打了一顿。这些包公戏中包拯的形象，虽然取自历史，但其故事情节，却大都是作者的虚构。其中既有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但包拯的形象却永远刻在了人民心里。仗义直言不畏权贵
包拯在做京官、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事期间，以唐代的魏征为榜样，敢于直谏。他多次当面批评皇上朝令夕改，失信于民的行为，并积极向皇上进言要听取和接受合理的意见，明辨是非，爱惜人才，端正刑法。
包公当监察御史时，有一个叫张尧佐的人，因为他的侄女得到仁宗的宠爱而得到三司使的高位，包揽了全国的贡赋和财政事务。他贪婪成性，对老百姓大加搜刮，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有许多官员向仁宗告张尧佐的状，都被扣住了。包公知道后，亲自去拜见仁宗，劝说仁宗“不要爱乌及乌，使没有才德的人身居高位，使天下人失望”。宋仁宗虽不愿意撤张尧佐的官，但还是照办了。改任为地方节度使，包拯认为不妥，又上疏苦谏。仁宗因怕宠妃生气，不忍革去张尧佐之职，包拯以辞官归隐威胁仁宗，仁宗只好相让，永远不提升张尧佐的职。
王逵（kuí）曾任湖南、江西、湖北等路转运使，每到一地，随意加派苛捐杂税，侵吞公款。在他任湖南路转运使时，百姓被盘剥得家无粒米，导致流离失所，所以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当王逵调往池州时，湖南百姓数千人聚会庆贺，城中居民接连三天张灯结彩，放鞭炮舞狮子通宵达旦。王逵的官却越做越大。有人告发王逵，王逵便进行诬陷、打击。洪州知州卞（biàn）咸告发王逵，王逵立即编造罪名逮捕卞咸，株连五、六百人。包拯屡次上书弹劾。仁宗把王逵贬为徐州知州。由于王逵关系网十分严密，上下打点些银子，不久又恢复原职。包拯得知，第七次上书，直言王逵之恶．指责其“不管到哪里任职，都不讲法理。残酷地对待百姓，民怨极大，恳请罢免其职务，以免天下百姓受累”。由于包拯的据理抗争，仁宗罢免了王逵，为民除了一大害。此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包拯弹劾官吏不避权贵。郭承佑是宋太宗的孙女婿，并且是仁宗皇后郭氏的族人，所以职务升迁很快。在应天府时，包拯因弹劾他贪污受贿、结党营私，而遭到贬黜。不久，仁宗又派郭承佑负责代州边防。代州是防御辽朝的前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郭承佑却不懂军事。包拯从国家利益出发，上疏请求罢免郭承佑，另选军事能人。这次，仁宗听取了包拯的意见。包拯弹劾官吏完全是根据他本人的实际情况执公进言，绝无个人恩怨，因此，连被弹劾的官员也无话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