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后期,为何重农抑商思想逐渐在各国兴起

2020-10-13 15:21:26 作者: 战国后期,为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主要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中,自战国时形成的“奖耕战”、“抑商贾”,秦汉后“重农抑商“、“崇本抑末”,到宋元“专卖”法乃至明清“海禁”,均是重农抑商之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重农抑商”思想也随之开始萌芽,但直到战国中期,商人一脉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仍然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春秋末期,取代姜子牙后人成为齐国国君的田氏,就负责管理国都临淄市场,家族经营着粮食、木材等多项大宗生意。战国时期获利最大的商人吕不韦,更是爬上了第一强国秦国的丞相高位,被封为文信侯。

但是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稳固,小农经济逐渐成为主要的经济单元,也是国家赋税、徭役、兵役的主要承担者。随着农业地位的提高,商人地位急转直下。儒家的两位大佬孔子、孟子对商人都非常鄙夷,称其为“贱丈夫”;法家后期代表人物韩非子明确提出要降低商人地位:“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

作为掌握着大量社会财富,在商品流通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的商贾,在列国争霸、兼并战争频发的时候还能为君为相,为何到了天下即将统一、国家即将稳固的战国末期,反而受到了社会的鄙夷呢?

商人趋利避害,很难保证忠君

随着兼并战争的日趋激烈,忠君思想和王权意识不断增强,如屈原之类一生不愿离开故国的忠臣得到世人推崇。而商人趋利,为了利益而周游列国,甚至经常走私资敌,因此难以得到统治阶级信任。《管子轻重甲》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市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

商鞅也认为:“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图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意思就是说,这些商人把自身的本钱看得比身体还重,借此到处依附国外势力,凭着自身财富投靠私门,有着这种趋利避害的思想,就是尧舜这样的圣君也难治理。

保护小农经济,强化统治基础

战国中后期,小农经济已经形成,并成为国家赋税、徭役、兵役的来源。商业的发展自然要争夺大量的人口,影响小农经济的稳定。这也是战国后期各国变法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原因。商鞅变法时为了奖励农耕,不但加重关市的课税,还让商人服徭役,从而避免农民弃农经商,集中更多人口去开垦荒地。

商人本性唯利是图,往往导致丰年谷贱伤农、灾年囤积居奇等情况发生,还有不少商人采取高利贷盘剥农民。《管子治国》曰:“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战国时期本就生产力低下,加上商人趁着“春粜”“秋籴”操纵粮价,大批农民破产,人民离乡背井去逃难,严重影响国家稳定,所以各国纷纷采取抑商政策。

商人集团控制着大量财富,在政治上却很不可靠,也不利于小农经济的稳定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和加强,从而导致了抑商风潮和贱商思想的兴起,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秦代以后,重农抑商更是基本成为历代王朝的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