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短短十六个字包括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位皇帝，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宋太祖。可能有人会有疑问，同样是历史上著名的皇帝，称呼的格式怎么不太一样呢，汉和唐都是朝代名称，这个好理解，重点是后面两个字，“武帝”和“太宗”。其实啊，“武帝”是谥号，“太宗”是庙号，两者还真有很大不同。
谥号是帝王驾崩后，继任者或大臣们对其的褒贬评价，“文”、“武”这些都属于褒义的评价，“炀”就属于很恶劣的贬义评价，如隋炀帝。庙号则是帝王驾崩后立身于庙中被供奉祭祀的称号，西汉时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有庙号，“文景之治”的汉景帝就没有庙号。但是，这么崇高神圣的称号也会被滥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混乱，政治更迭频繁，各地各族武装势力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庙号原本的审慎取用原则被踩得稀巴烂，已然成为每一位皇帝都能享受的荣誉，不管其德行是否配位。简而言之，谥号是评价一个人(不止帝王有)生前的功过是非，庙号是帝王驾崩后被子孙供奉于庙时的称号。
那么，李世民有谥号吗?答案当然是有，那叫什么呢?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李世民的一生与军事紧密相连，从鼓动李渊起兵建立大唐，到纵横疆场大杀四方割据势力，为大唐统一立下不世功勋，再到玄武门之变、亲征高句丽。种种光辉武功事迹皆表明李世民是个“很能打”的皇帝，谥号怎么说也得跟“武”字挂上钩吧。然而世事就是这么奇妙，李世民一开始的谥号竟然是“文皇帝”，真的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因为李世民他爹李渊的谥号是“太武皇帝”，作为儿子，为了避讳，“武”字肯定是不能用的。别小看讳名这种事，古人是极其重视、非常认真严肃的。先秦时期，农历的正月不叫“正月”，叫“政月”，意思是朝廷在每年的第一个月集中颁布政令，以指导接下来一整年里地方百姓的生产生活，后来为了避秦始皇赢政的讳，就把政月改称正月。汉宣帝刘询原名刘病已，但“病已”这名字在民间有太多人用了，登基后汉宣帝体恤民情，不想让民间深陷大规模改名的麻烦，就自个儿改名为刘询。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李勣，原来是叫徐世勣，因忠诚被赐姓李，于李世民坐上皇位后，为了避皇帝讳，就去掉名字中间的“世”字，成了“李勣”。
当然，上面的描述只说明了李世民的谥号为什么不能用“武”字，却没有解释为何用了“文”字。其实李世民的武功赫赫，文治也不差，“贞观之治”可是历史上有名的盛世。李世民即位之第一年，关中地区发生大饥荒，米价飞涨，一斗米的价格与一匹绢相当，第二年，全国多地发生大蝗灾，蝗虫所过之处，庄稼不留，第三年，又发生了洪涝。先前被迫立下渭水之盟的大唐帝国此时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难过后一灾接着一灾，整个国家似乎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然而到了第五年，在李世民和各级官员的勤政抚育之下，百姓惶惶不安的内心逐渐平息下来，当年天下粮食大丰收，流散的百姓都回归乡里，一斗米不过三、四钱，一年被判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贞观之治无疑是成效卓著的，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富足，国家一片繁荣景象。这里有个故事，是真实记录于史书上的，可靠性很强。说的是唐太宗让400个死囚先回家探亲遗别，后死囚自行归狱等待秋后问斩。《资治通鉴·唐纪》：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这400个死囚在获得李世民的回家省亲的恩赐后，并没有借机逃跑，而是在与家人痛哭流涕告别之后，所有人都自行回到长安牢狱，坐等来年问斩。这则故事所流露出来的唐太宗的悯民之心和死囚们的感恩之心，反映了那个时代社会风清气正、官民崇信守诺。文治之美，可见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