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时期，经筵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与完善，并为皇室所严格遵守。宋朝皇室子弟从小就接受讲读官的教育，在成为太子后，会有专门设立的东宫继续进行教导，直至成为皇帝之后，又有经筵官以提高其国家治理能力和个人素质。
可以说，教育几乎贯穿了宋朝皇帝的一生，尤其是经筵官，更是对其在国家治理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伴随这一制度的越发完善，朝廷中开始出现专门的官职，其发挥的作用自然也越来越大。
经筵制度在各朝各代的发展
早在汉唐之时，经筵便已经有了基本的雏形，即由皇帝参与、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目的的教学活动。如汉明帝就曾亲自到太学讲学，“上自为辩说，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捂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与儒生就儒家经典进行讨论，大力推动了当时东汉时期儒学复兴的进程。但这时的经筵，无论是从原因还是规模上来讲都稍显稚嫩，并且在举办也基本是由皇帝的心意而定，没有定数。
到了宋朝之时，经筵才真正制度化。不仅设有专门的官职——经筵官，在经筵的内容上也有了明确的规定。宋朝时期正是儒学复兴的时期，经筵讲解的内容自然也以《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主。另外，正如李世民所说：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像《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记载前朝事情的书也被皇帝所青睐，时常作为讲解对象。
到了明清时期，经筵制度却并未随宋朝的灭亡而消失。明英宗时期，经筵被载入正式的礼仪规定，“二二十二日讲读，寒署暂停。 万历二年定春讲以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止，秋讲以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不必题请。”清朝更是基本沿袭明朝的制度，但在具体的执行上，还是有着些许差异，比如皇帝成了经筵探讨上的主导者，稍微发表点言论便引得其他大臣奉为经典，有时也可以不用亲自出席经筵。总的来说，经筵在明清时期已然成了一种形式化的制度，实际作用大大降低。
宋朝经筵制度的设立包含多方面的因素
1、“重文轻武”的治国政策推动了皇室对文化学习的重视
由于赵匡胤本人在后周身居要职，并且在军队中拥有极高的威望与地位，这才使其能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地造反成功。但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导致他深刻明白军队对国家朝政的影响是如何重要，对武将的防范心理也就此形成。“杯酒释兵权”后，为了牢牢打压武将，文人的政治地位被刻意拔高，在朝政中发挥着更为明显的作用，“重文轻武”的雏形也开始产生。
而赵光义继位后，由于两次攻辽的失败，这不仅使其本人不再对军事上怀有信心，也使宋朝在对外战略上转变为防守姿态。此外，赵光义本人在文学上颇有造诣，喜好吟诗作赋，当时的政府也十分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无论是从客观还是主观上来讲，宋朝“重文轻武”之风的形成，都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身处这样的境地，宋朝皇室便十分注重本身的文化素质培养。“太宗听政之暇，日阅经史，惠顾问阙人”，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最初宋太宗设立经筵，并非是为了政治上的考量，而是想要使自己能够在听政之余学习更多知识以充实自己。但随着皇帝文化素质的提高，其视野与目光跟着变得愈发开阔长远，为政能力自然也大幅度提高。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宋朝皇帝明白了经筵的巨大作用，使他们开始着手将其制度化，并成为皇室传统。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都对先祖的政策和意见有着相比于其他朝代更加浓重的膜拜，既不愿推翻，也不敢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经筵便贯穿了宋朝存在的始终，并一直发挥着作用。
2、宋仁宗的独特经历使其一手推动了经筵的制度化
宋初三朝，是宋朝尚学求知之风建立的重要时期，“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以威，兵不释翳者盖数十年，近世无有也。”特别是宋真宗本人，更是大力推崇全社会范围内的学习风气，不仅在政策上多有这方面的倾斜，更是对道家经典做了系统的修复，使学有所依。而作为太子的宋仁宗，也必定会从小就接受着良好教育，并被教导形成热爱学习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