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称帝后，不顾赵云等重臣的激烈反对，坚持兴兵讨伐东吴，最终惨败夷陵，使蜀汉国力遭到重大损失，刘备本人也在忧愤交加之下病死白帝城，纵横汉末三国的英雄最终以一种悲情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刘备为什么要弃众臣意见于不顾而执意伐吴，他是单纯为关羽报仇，还是另有所图呢？
刘备伐吴，朝廷中反对的声音很大，其中以赵云的意见最为激烈，他毫不客气地向刘备进谏：“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赵云的意见可以总结为三点：
第一，魏蜀矛盾是主要矛盾，吴蜀矛盾是次要矛盾，在主要矛盾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不宜本末倒置地去着眼于次要矛盾。应当暂时搁置吴蜀之间的纷争，从“联吴抗曹”的大局出发，集中精力解决曹魏，东吴偷袭荆州的一箭之仇可以留到秋后再算总账。
第二，曹操已经死亡，继任者曹丕能力不及曹操，却篡汉自立，其统治根基尚未牢固，人心也未完全归附。应当趁此机会高举“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旗帜，联合曹魏内部拥护汉朝的势力，顺势攻取曹魏的关中地区。
第三，如果此时和东吴开战，并没有一举吞吴的把握，很可能被拖进战争的泥潭，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以给曹魏方面可乘之机。更为严重的是，如此一来蜀汉将两面受敌，如果逼急了东吴，很可能让孙权孤注一掷，彻底倒向曹魏，使蜀汉陷入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
不仅赵云激烈反对，朝中众多大臣也都持相同看法，普遍认为伐吴断不可行，纷纷上书谏阻刘备。然而，尽管“谏者甚众”，却都被刘备拒绝。治中从事黄权认为“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反对大规模兴兵，更不赞同刘备御驾亲征，结果被调到江北防备曹军；从事祭酒秦宓断言“天时必无其利”，也遭到“下狱幽闭”的处罚。可以看出，不论内部反对的声音有多高，东征的阻力有多大，都丝毫动摇不了刘备伐吴的决心。
刘备执意兴兵，很多人认为他是感情用事为关羽报仇雪恨，但依我之见却未必如此。关羽和张飞从创业开始就追随刘备，虽然和刘备关系紧密，“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但远远不到“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程度，誓同生死只是小说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对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刻意渲染，真实的刘关张应该如曹魏名臣刘晔所说的那样：“恩犹父子，义同君臣”，是一种有着特殊感情的上下级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对刘备来说并不值得他倾其所有冲冠一怒。因为在刘备的感情世界中，利益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亲情、友情都得无条件地让路。
史料记载中，刘备有过多次抛妻弃子的不良记录，在和吕布、曹操的交锋中屡次被“虏妻子”，长坂坡一战更是“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对待骨肉血脉相连的至亲尚且如此，对关张之类的麾下将领更加显得冷漠。关羽死后，史料未见他有只言片语的抚恤存问，张飞遇害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了四个字“噫！飞死矣”，没有丝毫悲痛欲绝的表现。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沉着冷静、自私冷漠的人会为关羽之死失去理智，拿其一生辛苦打拼的政权做彩头，去和孙权进行一场生死豪赌。
刘备不是快意恩仇的江湖豪侠，也不是睚眦必报的“古惑仔”，而是经历过数十年的生死锤炼的出色政治家，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必然有着其政治目的，所作出的每一个决定也必然要服务于其政治利益。因此，刘备伐吴的真实原因，还得从政治层面去探寻，我认为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