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子孙世袭，不能转专业，不学就充军，古代钦天监的人生有多可悲
自古以来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每当“天有异象”发生时，人们总会以此占断未来的吉凶祸福，猜测这是否会影响王朝兴衰。
看似神秘的占星学，说起来也不神秘，其实这正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思维：“常”与“非常”。天行有常（规律），即不占；一旦天有“变”，也就是“非常”，才会特别留下纪录。不过这种常／变并无一定的判准，而是无数职官历经专业累积的结果。而重视天文历象，正是朱明王朝开国以来的传统。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于洪武初年命群臣编辑历代帝王祭祀祥异感应、可为鉴戒者，为书名曰《存心录》，朝夕观览。后于洪武二十七年（1394）观察到“有黑气凝于奎、壁间，奎、壁乃文章之府。……今年春暮，黑气始消，文运当兴”，所以召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编书。当朱元璋问群臣“尔等知天象乎？”众臣皆曰“不知”，一方面是天文历算为皇家所掌握的技艺，一般人根本没机会接触，二来星占之学有窥探国运、以下犯上的可能，为了避免犯忌讳，群臣只好装作不知。再者，元世祖至正二十一年（1284）下令收缴天下所有天文历法之书，如《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若有人敢私藏或偷偷学习，就要论罪。
但历法又是农业社会的民间所必须，所以在地方官学中设阴阳学，择取“草泽人”（民间术士），学习实用性技艺，像是用在婚礼、修宅、修坟茔与占卜，仍禁止学习天文。就连帮助朱元璋定鼎天下、以神机妙算著称的刘伯温（刘基，1311—1375年），晚年涉入胡惟庸案，有人诬告他要用“有王气之地”修成陵墓。刘伯温被告发后戒慎恐惧，赶忙入京谢罪，并在过世前几日交代长子刘琏（1347—1379年），务必将自己所藏的天文书全数上缴朝廷，并告诫“勿令后人习也”。
官府严禁，开国元勋也不允许后人学习，究竟谁可以接触到天文学呢？答案是朝廷中央的钦天监与地方上世袭的“阴阳户”。
明洪武六年（1373）规定钦天监必须：人员永不许迁动，子孙只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南海充军。《大明会典》卷223不学天文历算就充军戍边，钦天监人才受到严格的管控，当人员不足时才从阴阳生中选拔，学习钦天监四科（天文、漏刻、回回、历，回回专指回族历法）。在地方府、州、县三级各设正术、典术、训术，户籍中设有阴阳户。故明朝初年懂天文历算者可谓凤毛麟角。
正因为懂天文历算的人实在太少，明仁宗（洪熙帝，1378—1425年）曾问礼部尚书杨士奇（1365—1444年）“见夜来星象否？”杨士奇回：“国朝私习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习”，所以明仁宗在登基大典时仿效宋仁宗（1010—1063年）赐与臣下《宝元天人祥异书》，颁赐三公及六部尚书《天元玉历祥异赋》，并称“天道、人事未尝判为二途，有动于此必应于彼”，证明自北宋至明初依旧深信“天人感应”之说，而原藏于皇宫的《天元玉历祥异赋》从此进入士大夫阶层，开启了此一秘籍的开放之门。
明代中叶以后，学习天文历算的风气逐渐打开，专门著作渐多，郑王世子朱载堉（1536—1611年）进献《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代表以藩王身份已可招人造历。晚明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来华，发现明廷重视天文学，故借引入天文学的机会传教。清初顺治、康熙亦重用耶稣会教士，如以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年）领导钦天监，不仅让中国的天文学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也造成了新旧历法之争。
清乾隆年间敕修《四库全书》时，就因为担心《天元玉历祥异赋》会“致民众信从占验，遂有灾祥邪说，往往传播流言”，以统治者的角度从源头遏制政治谣言，所以《四库全书》记载《天元玉历祥异赋》时，只有目录而缺图籍，并将其列入禁毁之列。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成书的《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记载，若“日生齿足”，则预示将有刀兵之灾、臣下反叛。（《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成书的《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记载各种日食情况，右起依序为“日食妖气”、“日食大风”、“日食晕如鸟夹”。前两者多解为将有少数民族犯边或宰相专权，后者则是“后妃有谋”。（《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明万历年间，南京工部主事余文龙编成的《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记载“天子气”，预示将有帝王崛起时，会有“赤云如龙”、“龟凤人虎”、“宫气如龙马”等祥瑞之气出现。（《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今日偶见的沙尘暴，在明代成书《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的记载里，称为“天雨霾沙成灰”，代表上天认为当政者如“殷纣无道暴虐”，臣下将会举兵造反，也会出现严重饥荒。（《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