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诸葛亮，一生执着于北伐曹魏。然而连年的征战并未让蜀汉政权实现“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崇高伟业，反而使得蜀国因战争消耗，出现了“经其野，名皆菜色”的经济凋敝场景。
有关诸葛亮的北伐路线，当时在蜀国内部就不乏反对之声。持反对意见的人主张蜀国先施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等待外部出现对魏国不利的情形，再趁机攻取版图获得更大的战略生存空间。但这样的意见在诸葛亮看来，却是在让蜀汉政权陷入坐以待毙的危险境地。
先前刘备集团实行诸葛亮的“隆中对”路线，好不容易抓住群雄逐鹿中原的尾巴，获得荆州四郡，以及益州、汉中这样一大块地盘，外加与东吴集团的孙刘联盟，大体对曹魏政权形成了西北、东南两个方向的钳形攻势。
但是关羽的“大意失荆州”，让刘备集团的军事地理优势从此一去不复返。蜀汉政权单独靠成都平原一地，根本无法蓄积起足够的人口、国力用于无底洞般的对外战争消耗。
蜀汉、东吴、曹魏三国军力对比为10万：20万：40万，蜀汉政权显然处于劣势。且四川盆地四面环山，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诸葛亮历次对外用兵皆受制于粮道运输艰难的困局，因而蜀军难以形成持久的战力，屡次都被司马懿的对峙战术拖得吃不消。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到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正是经历刘备夷陵之败的蜀汉政权，在地理、国力、内政等方面处于危亡境地的真实写照。
在此不利情形下，蜀国若是选择休养生息政策，就等同于让曹魏政权也获得了一个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的和平环境。相比于蜀汉，曹魏的版图更大、人口更多、发展潜力更广，不出意外若干年后两国间差距还会拉得更大。
因而，对于蜀汉政权来说，关起门来的休养生息路线，是一种消极的防御模式。只有对曹魏展开不间断的进攻，才是积极的以攻为守策略。
此外，诸葛亮之所以高喊“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的政治口号，持续不间断得发动对魏战争，其实还有一个不能说出口的苦衷。
蜀国政治派系结构复杂，原本居于统治阶级上层的是早年刘焉、刘璋父子带入蜀地的东州集团，后来刘备占了刘璋地盘，他带来的荆州集团占据了顶层权力。
相比于这两股势力，本土的益州集团反而被压制在下层。因而，被压迫的益州集团，以及被剥夺最高权力的东州集团，对蜀汉政权多少有些心怀不满的离心倾向，时刻影响着国家的稳定。
一旦采取休养生息政策，蜀汉“内部矛盾”难免会被摆到桌面上成为主流，届时难以预料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动荡。
诸葛亮采取北伐的国策，并且不遗余力得六出祁山，外加继任者姜维的九伐中原，为的就是在政治上树立推翻、兼并曹魏的目标，用战争机器让境内的各个政治派系无暇搞内部斗争。
蜀国的后续发展，证实了诸葛亮的北伐决策具有相当超前的预见性。等到诸葛亮去世，姜维等主战派陷于低谷，蜀国境内果然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
此时北方的曹魏政权，已经在曹丕和士族的妥协下，实行了由士族垄断做官权利的“九品中正制”。东州和益州两个集团的士族，本就对荆州集团垄断上层权力的现状不满，现在听说曹魏那边对士族的政策这么优厚，不由得更加羡慕、向往。
等到魏国钟会、邓艾两路军马攻入蜀国境内，本土的益州集团以谯周为代表，立马大声唱起了投降论调。搞得刘禅无可奈何，得不到支持的声音，只得献城归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