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欧洲重要的宫殿如凡尔赛宫、阿玛琳堡等，都保存了百多年前王室或贵族布置的“中国阁”（Cabinet de Chinois）。当然这其中充满了对东方的刻板印象。如果仔细甄别能发现，这些上流阶层并不能分清中国和日本器物，甚至印度舶来的珍品也间或掺杂其中，成就了欧洲文化精英对于遥远异域的美好幻想。这种“中国风”（Chinoiserie）成为了影响早期近代欧洲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持续接近300年。从路易十四引起轰动的丝袍到19世纪印象派对东洋绘画的学习，事实上都可以归入其中。
“东风西渐”并不仅限于艺术，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其萌生于启蒙运动前期。欧洲支持开明君主的知识阶层迫切需要一种想象的样本，来寄托其变革理念。而“孔教理想国”经由耶稣会士、商人们的传播，就变身现成的启蒙蓝本。所以与其说“中国风”是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如说是借中国元素刮的“启蒙之风”，内核表达其实还是欧洲政治传统的套路。不过有意思的是，销往欧洲的这些中国瓷器，反而促成中国制瓷工业中一些刻意引入西洋元素的作品诞生，而不仅仅局限于耶稣会士或者宫廷制造，它们多元而且复杂，被称之为“西洋风”（Occidenterie）。这是过去学术界很少专门注意到的。
清乾隆 粉彩描金徽章纹杯 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黄地珐琅彩开光西洋人物纹绶带耳葫芦瓶 故宫博物院藏文化的“出口”-“进口”，转换之间复杂的交互影响在漆艺史上亦有体现。中国漆器千年以前即远播日本。天平时代输入日本的唐代莳绘，在9世纪开始呈现自己的风格与道路，到18世纪再传回清代中国。雍正朝宫廷器物如匏器、木器上，大量呈现这种黑底描金“仿洋”工艺。喜欢沉稳凝重风格的雍正帝，十分青睐东来的这种色彩搭配。从日本到中国，这是另一种“东风西渐”。和式的工艺与纹样，因着中国皇帝的喜爱而在宫廷中流行起来。
世界的艺术在紫禁城交汇，这种趋势在雍正朝呈现了东西洋汇聚的面貌，是前代很少见到的。现藏北京故宫的铜胎画珐琅花卉寿字纹卤壶，曾远赴万里之外的宝岛，参加台北故宫举办的清世宗大展。这件器物的造型源自日本漆器，画珐琅的工艺发端于欧洲，而外壁上的团寿、蝙蝠、缠枝莲，是中国特有的吉祥寓意——“东西十万里，融通在一壶”。观赏过这件器物的人，都会为它的巧思而赞叹。但更值得赞许的，应该是对“异域”灵活的姿态与理解的渴望。这一方面体现在乐于将域外新事引介到海内，无论其所谓“发达”与否；另一方面对与“我”不同的他者，保持理解的同情。当遇到一种新的元素时，没有本能的拒斥，而是想办法将其融于自己的传统之中，甚至在此基础上，创制出融汇内外的新文艺出来。
清康熙 匏制团花纹漆里碗 故宫博物院藏
这种经历挣扎最终做出的牺牲与选择，其所反映的人性光辉、对义与善的追求，既是古典时代伦理关切的重要表现，也真实渗透在有形与无形的文化遗产中，成为我们民族传统的一部分，也是这一片宫殿自身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百年前文物南迁的那只队伍、到多年来甘于清贫和危险、投身文物保护和博物馆事业的无数中外人士，莫不如此。正是有足够多的人为了理想牺牲个人名利，为了国家默默劳动与奉献，我们才能看到600年栉风沐雨的紫禁城依然完好地矗立在中国的土地上，其所典守的文物纵贯千年，体量达数百万件之巨。
参加过故宫文物南迁、后又随文物迁台的庄严先生，曾分别在台北北沟故宫和外双溪故宫周边，仿王羲之雅集，举办曲水流觞。庄先生此后再未回过大陆，“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不知羽觞泛波而过时，老先生会不会想到绍兴会稽山阴，想到故宫宁寿宫花园的流杯亭，想到永和九年的那个春日，想到了红墙黄瓦的那些晨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