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日，为了庆祝紫禁城建成600年，“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在故宫文华殿开幕。
文华殿是观察中国历史从王朝社会转向近代的一个窗口。1914年，经末代状元张謇等人呼吁，在朱启钤主导下，由金城和美国美以美会教士福开森参与谋划，从退还庚款中拨出20万元成立了古物陈列所，这是中国第一家国立博物馆，展出地点就设在紫禁城外朝诸殿中。“国体变更，势须开放”的思想，使得海外公共览古的近代风气吹进古老的紫禁城。当时的文华殿与今时一样，恰恰是展出历代名人书画的场地。甚至地面上铺设的瓷砖，也是舶来的现代工业制品。1918年，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同仁于文华殿观赏历代名作，刚从日本归来、年仅23岁的徐悲鸿在览画品评之余，发表了其艺术理论的奠基作品之一《中国画改良之方法》。
“改良”，是中国近代知识界最念兹在兹的一个词语。徐悲鸿之改良对象，正是故宫及其典藏数百万件文物所代表的中国艺术，以及背后千年的政治文化传统。他发出“民族之不振可慨也夫”的感叹，正时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知识界深感传统之无力图存、必须重新寻找出路。他所向往的中国艺术发展方向，一方面是“吾国固有之古典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学习西方的写实主义。一年之后，与故宫一墙之隔的沙滩红楼里走出的北大学生，在“对传统重新估价以创造一种新文化”的时代感召下，走出校门，走过红墙，向北京街头前进，这正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将百多年前的这一情景，放置于600年故宫史、乃至数千年中国文明史的长河中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刻并不是紫禁城第一次与世界正面遭遇。无论是从文化史还是政治史来看，这片连绵宫宇一直是世界多元文化交汇的重要舞台，国家、民族和人的无数悲欢，都在这里相逢。
盛世大国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绢本设色《画麒麟沈度颂》呈现了这样一幅画面，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榜葛剌使者入贡，带来了新国王的致意。贡品中的这头长颈鹿，当时被称为“麒麟贡”，因为画工的精湛技艺，形象留存至今。
明人 画麒麟沈度颂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这一年，是紫禁城工程开始的第二年，也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归来的时刻。
永乐气象奠定了今天我们对“大明”的基本认知，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一举登基，平定安南，五征漠北，屡下西洋，遣使丝路，改革吏治，编纂大典，迁都燕京，肇建宫城……按照历史学家牟复礼（Fredrick Mote）的说法，自元以降，王朝的同一种基调与特征得到形塑，那么与前代迥异的地方在于，一种“世界性帝国”的模样从这时开始生发出来，而朱棣显然是这一“超迈汉唐”伟大事业重要的奠基者和发力者之一。在其父朱元璋“再造华夏”的基础上，更向前进了一步。
今人往往以为，所谓“世界性帝国”的首要含义是一种政治经济军事的全方位压倒性领先，其实不然。这种印象，或多或少是近当代历史对我们观念的塑造。实际上如果时间倒回明代，它更多反映了一种区域乃至世界秩序的保卫与维持的能力。这种能力当然需要雄厚的国力作为支撑，然而更需具备对外交往的亲和姿态与文化吸引力，秩序方才可续持久。这当然包括我们常听说的“软实力”、“巧实力”，但其内涵却精妙的多。
中国文化发展至明，既是此前千年的传统积淀，更是欧亚大陆和海外诸种元素注入交融的成果体现。上文中说的长颈鹿称“麒麟”，旧时方家认为，是新航路开辟之前各地交流不畅将动物错认为“神兽”。事实上，除了呼应先秦以来对“瑞兽”的美好向往，经过语文学考证，“麒麟”与“鹿”的指称交叠，源自于中古欧亚大陆遍布各地对于瑞兽和鹿的崇拜，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融合在一起，最终指向同一种动物，并非古人无知而为。
这种融汇不光体现在历代职贡主题的绘画和艺术珍品中，或者今天观众如潮的故宫钟表馆里那些“西洋来的玩意儿”上。事实上它无孔不入，成为中国传统艺术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样是从元代以来，早期全球化不光加速物品的流通，人员流动也同样“超迈汉唐”。2017年北京故宫举办赵孟頫书画特展时，从辽宁省博物馆借展了一幅内府旧藏《红衣西域僧图》。赵孟頫自题尾跋，称“唐时京师多有西域人”，因此唐代卢楞伽画尊者十分具异域风采，而五代即便有画家擅长人物画，所画番僧又“与汉僧何异”，因此自己“颇尝与天竺僧游”而有心得，可以算上得意之作。如果我们对比今天收藏在北京故宫里的卢楞伽作品，可知赵氏所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