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晚年，宫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废立太子的斗争。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改立赵王刘如意为太子。只是由于萧何等大臣的多次诤谏，刘邦才一直未作决定。公元前195年，刘邦病死，萧何辅佐太子刘盈登上帝位，这就是汉惠帝。萧何继任丞相。萧何为相期间，在制订汉朝的典章制度方面还办了一件大事，即作汉律九章。在约法三章的基础上，参照秦法，摘取其中合乎当时情况的内容，制成律法共九章。这是汉朝制作律令的开端。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删除了秦法的苛烦、严酷，使法令明简。公元前193年，年迈的相国萧何，由于长期为汉室操劳，终于卧病不起。病危之际，汉惠帝亲自去探望他，并趁机询问：“您百年之后，有谁可以代替您来做丞相？”接着惠帝又问：“曹参怎么样？”萧何听了，竟挣扎起病体，向惠帝叩头，说：“皇上能得到曹参为相。我萧何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恨了！”这番话表明，萧何为国家为百姓着想，不记宿怨的大度胸怀。
初唐：房玄龄
唐太宗时期著名宰相，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是一位出身“书香世家”的纯正儒生，跟随秦王十年艰辛征战；终生“效父清白”的饱学之士，辅佐太宗二十载稳任首宰。房玄龄智能高超、功勋卓越、地位显赫。但他善用伟才、敏行慎吉、自甘卑下、常行让贤。“群星捧月月隐平，治世夜空灿月明”，是对他特有的名臣气度、良相风格的赞言。作为一名雅士，他颇具可佩可学的典范；作为一代勋臣，他堪称可歌可颂的英贤。与杜如晦并称为“房谋杜断”。
清朝名相：曾国藩
曾国藩总想着光宗耀祖。是为做官而为贤，有一点异端想法也会自觉摒除的。怕给自己家族带来灾祸，这就是官的作用。因为“官”，使其不敢思考，不能思考。因此曾国藩能在攻陷天京后对五十多万无辜之民大开杀戒，以至“......号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不能不说这是他的一大缺憾，所以只能算半个圣人。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