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尝说，霸政为中国春秋时候的特产！以至于，在春秋的二百四十年里，几乎不可一日无霸主。放眼看去：在他国，或在我国的其他时候，这都是仅有的。
这霸主中的佼佼者，当然要数齐桓公了。在我看来，齐桓公不过是庸庸之辈：论“仁义”（此处讲“仁义”，绝非嘲讽；不过为其被孔子盛赞“如其仁”，而已。），不及宋襄公；论用人，不及秦穆公；论才干，不及晋文公。不然，何以有继位之初以强齐败于弱鲁；又于管仲死后，致使易牙、竖刁、公子开方之乱。
齐、鲁的“长勺之战”，齐桓公被打懵了。既然“世道变了！”索性将国政全权交由管仲去改革；成了，自己坐享其成；得罪人了，也可拿管仲的人头来平息众怒。
管仲虽大权在握，却小心谨慎得很！他让人找来一块石头，刻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两行字，去试探民心，又悄悄地听取大家的议论。所以，管仲的改革是贴近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的。与后世以铁血手腕推行的“商鞅变法”不同，管仲的改革是用一种“怀柔”地方式展开的。
土地改革
首先，管仲推行了土地改革；没收氏族贵族的土地，收归国君所有。与此同时，又将土地按份额分配给先前依附于氏族贵族的农民。
这与“商鞅变法”的土地改革是一致的，不过有些彻底性上的差异。不同之处在于，管仲没有采取法令的形式，而是“劝服”贵族们心甘情愿地将土地交出来。
伯氏便是一个不大不小，却又极富代表性的氏族贵族。因为贪婪，隐瞒漏缴规定的足额的赋税，管仲跑去给他上“思想品德”课，使他主动心甘情愿的放弃了，隐瞒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作为交换，管仲免除了他的罪责。
同时，管仲还将他标榜为一个典型；进而劝服了更多的氏族贵族，交出一部分土地和人口。“商鞅变法”集结了各种仇怨，并通过流血的方式实现的“土地改革”，在管仲手中，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实现了。
管仲还将土地划分为几个等级，制定了不同的赋税标准。这在我们历史上也是开创性的。同时，他还通过奖励那些，积极改良土地而获得更好的收成的农民，极大了刺激了农民改进生产技术、改善土地品质的积极性。
“城市”的出现
管仲在我们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国家法令的形式，推动了“城市”的形成。
春秋之前是没有“城市”的。贵族的聚居地称之为“邑”，不过具有政治、祭祀的功能。管仲主张在每一个“城邑”中设立“市”，“城邑”才开始发展为我们今天的“城市”。并且，在“城市”中，商业交换的推动下，使齐国传统的纺织业、渔盐之利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社会阶层的重构
管仲还在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民”之说，并将“士”放在了首位。
我们知道，春秋及以前是氏族贵族统治的时期；诸侯国国君、卿、大夫们通过世袭掌握着国家的权力。管仲的改革，成为“士”阶层开始崛起的标志。
自此以后，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上出现了大批因“贤”而举的“士”。墨子提出的“尚贤”，孟子要求“国人皆曰贤”，荀子提出“尚贤使能”，都是这个新兴的“士”阶层的要求和反应。更甚如墨子，提出天子都应当由人民来选出。若墨子的这一主张真的得以实行，“选举天子”跟游牧部落“选举可汗”，古罗马“选举执政官”似的，恐怕在那个历史时期，还真的未必是人民之福。
管仲在军事、行政上的改革，也是开创性的
在行政方面，管仲实行“国”、“野”分治。管仲将“国”分为二十个乡，其中十一个由国君亲自统领；其他的由大臣管理。“野”实行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这样层层相连的严密的政治系统，可以有效组织民众，加强国君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