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真、母仕洪（分别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任何文明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都同周边诸文明进行双向或多向的交流互动。伊朗作为欧亚大陆的陆上走廊和交通枢纽，是古代世界文明交往的典型案例，正如我国著名中东史专家彭树智所言：“伊朗通史是一部写不完的文明交往史。”
伊朗是西亚文明古国，历史源远流长。由于地处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古代伊朗一直充当中国同欧洲经济文化交往的中转站。得益于地利之便，伊朗不仅通过居中把持中国和欧洲的贸易往来赚取厚利，同时还广泛吸收和借鉴东西方诸文明成熟的生产技术。养蚕和丝织技术便是古代伊朗人民结合本国的自然环境特点，从中国间接引进的一项重要生产技术。此项技术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伊朗人对昂贵丝绸的渴求，蚕丝和丝绸外销还成为伊朗历代王朝的重要财源。
据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考证，早在萨珊王朝（224-651年）后期，大体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桑蚕养殖技术已经传播至伊朗高原。据传，公元419年，一位来自中原的公主将养蚕技术传授给西域的和阗国，再经由和阗逐渐传至伊朗。此说虽因颇具传奇色彩而不尽可信，却隐含一些重要历史信息，诸如养蚕技术西传的大致时间、路线等，均同历史实际存在一定吻合度。众所周知，自张骞“凿空”创举之后，汉代中国同中亚、西亚诸国的交往日渐频繁，桑蚕养殖技术便是经新疆、中亚诸民族之手逐步“接力”辗转传入伊朗，是古代中国和中亚、西亚各族人民长期交往的历史结果。自此以降，桑蚕养殖便在伊朗安家落户，长盛不衰。时至今日，蚕丝业仍是伊朗一些省份的重要产业，挺拔繁茂的桑树则成为伊朗许多城市街头亮丽的风景线。
伊朗的蚕丝业主要分布在北方的吉兰、马赞达兰诸省，同伊朗腹地气候酷热、盐泽广布、水源稀缺的恶劣环境相比，这些省份堪称伊朗少有的“宝地”。它们毗邻里海，气候温暖湿润，降水充沛，是桑树种植、蚕卵孵化和蚕虫成长的优渥环境，适宜桑蚕的规模化培育。再加上位居交通要津，便于蚕丝的运输和出口，因而成为伊朗蚕丝业的发祥地。
萨珊王朝统治者重视并鼓励蚕丝业的发展，除自产自销外，还开始向周边的拜占庭帝国和中亚诸国销售蚕丝。萨珊王朝覆灭后，伊朗相继处于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异族统治之下，游牧民族侵扰和时局动荡使伊朗蚕丝业饱受冲击和摧残，尽管个别统治者基于增加财政收入的考量对其有所扶植，但规模已大不如前，总体处于低潮发展状态。
迨萨法维帝国（1501-1722年）崛起后，伊朗进入长时段的社会稳定，蚕丝业的发展迎来了“黄金时代”，其数量和规模相较前代取得长足进步。自古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蚕丝和丝织品的生产国和输出国，但在经历13-15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最后一次大繁荣后，中国同西方的陆上通道由于内亚草原势力的勃兴而被阻断。西方各国丝织业的发展对蚕丝的需求有增无减，这为萨法维蚕丝填补市场真空，并在此后一段时期内维持“独领风骚”的局面提供了有利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这一时期的伊朗蚕丝风靡国际市场，各国商人竞相追逐。印度商人对伊朗蚕丝垂涎三尺，以满足国内纺织品生产的需求。伊朗蚕丝还被运往奥斯曼帝国，作为布尔萨城纺织品作坊的生产原料。威尼斯的锦缎生产、里昂的丝绸制造等产业极度依赖蚕丝，西欧诸国商人大量抢购伊朗蚕丝，西欧攀升为伊朗蚕丝最大的外贸市场。据不完全统计，17世纪初伊朗每年向欧洲一隅的蚕丝出口量就不少于20万公斤，17世纪60年代伊朗蚕丝的年收益额高达1672000英镑。对于萨法维政府而言，这是一笔数量极为可观的收入。易言之，蚕丝外贸成为萨法维王朝跻身中世纪三大伊斯兰帝国行列的经济支撑。
饰有织锦植物花卉图案的塔夫绸外套，17-18世纪产于伊朗。资料图片
萨法维时代伊朗蚕丝的外贸路线主要有五条：其一，印度路线，即向东输入印度次大陆，换取印度的棉纺织品。其二，黎凡特路线，即向西经美索不达米亚运抵叙利亚，在黎凡特港口转海路运往西欧，或者从波斯湾经阿拉伯海、红海运往埃及，再从埃及经地中海航线转运西欧，主要换取西欧的白银。其三，好望角路线，即从波斯湾沿岸的阿巴斯港起航，经南非好望角运往西欧。其四，伏尔加河路线，即向北经里海-阿斯特拉罕-伏尔加河流域输入俄国，主要换取俄国的皮革、刀剑等物产。伏尔加河航线开通稍晚，16世纪中叶，俄国相继攻陷喀山汗国（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汗国（1556年），伊朗蚕丝向北流通的渠道方才打通。其五，安纳托利亚路线，即从伊朗西北部输入奥斯曼帝国的布尔萨等城市。16-17世纪，伊朗蚕丝贸易将萨法维伊朗、莫卧儿印度、奥斯曼土耳其、西欧、俄国等国家和地区联系在一起，成功构建起以蚕丝为媒介，以伊朗为中枢，欧亚诸经济体共同参与的蚕丝贸易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