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西洋炮舰战胜东方刀矛的必然结局，这场战争引起了中西双方彼此在认识对方的观念上发生了逆转。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由仰慕变为轻藐；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由“化外蛮夷”变为提倡“师夷”，“采西学”中西双方相互观念的变化，鸦片战争起了枢纽作用。
一、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变迁
鸦片战争前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是“模范国家”。起初，西方人对中国就建立了“东方丝绸之国”的美好印象。公元13世纪后，由于马可・波罗的回忆录在欧洲的流传，欧洲人对中国产生了崇高的形象。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是一批传教士来华之后。
16世纪中叶以后，由意大利耶稣教会首派基督教徒利玛到中国传教，其后一批批基督教徒不断加入利玛窦的传教行列，先后来到中国这些人从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始愿望出发翻译信学著作，研究中国的信学思想，对比基督教教义与儒学经典的差异，使远隔重洋的欧洲人通过他们的译文和论著得以从理性上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这个时期的西方人普遍赞扬中国的儒家思想。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比西方高。
中国，没有西方的宗教战争和宗教杀人，是一个自然生产和人工生产的和谐社会；政府的政策是绕一的，礼仪、民意、道德是统一的，中国的科举制度尤其使当时欧洲人佩服，中国人不讲出身门第，只要人品好有才学就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做官的权利，而世袭爵位封官的政洲官吏制度是无法同科举制相媲美的。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从小就读书识理、文化知识水平极高，这才能做到“开明”、“理智”，这也是西方君主望尘莫及的。
在当时西方人眼里，正由于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开明，所以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丰厚。中国的丝绸品瓷器在欧洲享有盛名自不必说，中国的生漆和漆具，更使当时的欧洲人羡慕。中国人骑马有马鞍，脚蹬马鞍上下马自如，骑马奔走也安全舒适。中国人物质生活上的优裕，给欧洲人带来一种光明和希望的精神上的享受。
于是，西方人在对中国理性的向往中把中国当作学习、模仿的对象。在法国，18世纪第一个元旦，法国王室举办化妆舞会参加者竟不约而同地化妆成中国人，以显示自己德操高雅。1758年春分那天，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仿饰康熙皇帝，扶犁扬鞭，下地耕种。昭示老百姓勤奋劳作，以慰天灵。
不过，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崇尚和对中国文明的仰慕，毕竟是站在被腐败的教会，横暴的贵族和专制的君主弄得一团漆黑的欧洲王地上，借以否定旧制度而不实地夸大对方。当欧洲中世纪的黑暗被理性主义的旗帜驱散以后，怀疑东方文明的声浪便出现了。孟德斯鸠在他晚年的著作中，也曾比较客观地指出，以礼教为指针的中国并没有使人免除贪欲和欺妄，中国官吏的榨取取和皇帝的专横也是司空见惯的。18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制品的发达，物质财富的丰富，西方人以商品观念来裁判中国。尽管如此，在多数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的形象仍然是现实舞台中的好形象。
可是，中英首次交战，中国一触即溃、俯首求和的现实，使中国的形象一落干丈。此后，许多西方人处处以十足的优越感自居，傲慢地对待中国的一切，随时随地都流露出轻蔑的神情。1842年英国海军军官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写道，中国是个长期愚昧而又骄傲的国家，是一个没有自我更新能力和缺乏活力的国家，是世界范围内落后国家的成员之一。
总而言之，鸦片战争成为西方人对中国观念转变的历史界点：
在这以前，西方人自认为中国优于西方，中国是文明、开化、公正、合理的社会；在这以后，认为中国处处劣于西方，中国是个落后社会，只有西方才是文明、开化的理想社会。
为什么中国的形象在西方人眼中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