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的竹林七贤，每每谈及话题浓烈之时，往往通宵达旦还意犹未尽，这就是那时的“清谈”风气。这种形式和如今的“说话秀”类节目相似，不过，那时不会特意靠此邀一众看客，往往是志趣相投者，随意找个地方，家中、林间、河边，席地一坐，开个话题，大家就可以谈了。
但到最后，往往只剩下两、三位口才、辩才及思维极佳的人。只见，他们在言语的来回之间，将一个话题剖析得让人找不到任何方向，而其余的人倒真成了观众。
这种现象的盛行，自然离不开当时的大环境。
自汉武帝以来，儒生的地位那是无人可以撼动的，其它的学说不能绝对说无人问津，但鲜有出头之日。不像春秋战国那阵，只要有道理，君王们都敢尝试，各路学家也使出浑身解数，都想一争高下。只是，后来的历史发展，让很多人倍感失望。
那么，这些儒生们怎么就背离了原先的方向呢？
为了个人的那点小利和官帽，他们可以无所不作，甚至，党羽勾结，导致国家贪腐现象越演越烈，权力争斗也是没完没了。而一些有想法、个性正直之人，却落得个下场凄惨，甚至，还掉了脑袋。于是，有人开始思索这个问题，是社会病了，还是儒学出了问题？
对某种思想产生怀疑甚至动摇时，其它思想就会“乘虚而入”。这时，道家的声音被放大。道家讲究的是“无为”，是指一切都顺应发展，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去谋求什么功名利禄，要的就是心清寡欲。这时候，道家会开导这些苦思冥想的人，告诉他们不需要想不开，正是由于心中老是有所惦记，人的一生才会不快乐。这些话好像让迷雾中航行的大船看见了太阳一般，终于有了方向。
其实，道家和儒家二者共存的时间很长，还相互兼容。
道家主张“无为”，指的是：政府无为，百姓自治；是事无事，为无为，无为、不争。儒家强调“有为”，指的是：自身的努力很重要，而有一个领进门的老师，也很重要。不过，这二者是有共通之处的，都强调了一种“规律”，都认为：自然界的环境有其运行的规律，只要顺应了这个规律，就是在做正确的事情，这个就是“道”。
好比小孩的教育，没有老师或家长的引导，靠悟性学习，顺其自然，估计很多人到成年还读不了几本书。若是天天严加管教，没有丝毫放松的时间，没准一些小孩就会整天琢磨着如何逃课。所以，要适当遵循小孩的某种性格天性，该玩时放松玩，该学时严格要求。其实，这就是结合了道家和儒学的最好案例，在工作中亦是如此。
本是相得益彰的两家学说，被汉武帝一搅，感觉站在了对立面。于是，在大家开始反思儒家时，道家慢慢占据了主跑道。西晋时出了两位大师，何晏和王弼。当时，他们靠三本书：《庄子》、《老子》和《周易》，并加上自己的理解，到处宣扬。更有甚者，他们还为其起了个名“玄学”，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开拓。但是，他们这一做法，却让“清谈之风”越演越烈。
本来，大家是思索“儒”，这时“道”介入，就一并思索“道”。而他们二人一介入，这个话题就瞬间成了“玄学”。
可以举个例子，来看看那时大家是如何“斗思维”的。谢安曾经问殷浩：“眼睛能瞅见东西，那这些东西是进了眼睛呢，还是没有进眼睛呢？”大家整天琢磨着类似这样的问题，还会有心思在其它方面吗？可见，西晋的倒塌和统治者的治理有关，和这些士大夫们整日里的“天马行空”也脱不了关系。后来，道家的再次兴起，也和当时忠曹的势力不愿意与司马家为伍有关。
因为，他们需要为自己的“消极”找到一个理论的支撑，而道家的“出世”便是极好的诠释。以至于，和那些司马家的追随者，正好形成了强烈反差。此外，为了标榜自己和这些追求仕途者截然不同，这些“清谈者”会将自己弄得很是怪异，明明生来英俊，就是不修边幅，避着世人，不问国事。甚至，为了一个话题，可以在一个词语上绕来绕去，深晦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