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2年，广州西关附近太平门突发大火，大火7天不灭，波及住宅1.5万余户，商行11家。大火熔毁白银多达4000多万两，“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被焚毁的商行是广东十三行的一部分，这些商行手握特权，官商通吃，富甲一方，时人称为“天子南库”。
上图_ 1822年的广州十三行大火
十三行的由来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 年）六月，平定台湾的康熙皇帝颁布了《分别住行货税》，决定“设立金丝行、洋货行两项货店”，金丝行负责向本地商贩“赴税课司纳税”，而洋货行“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可以说洋货行就是十三行的雏形。经过发展，洋货行以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博得了外商的信赖。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下旨，仅保留广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广东十三行成为当时唯一能够进行外贸的组织。十三行并不是指特定的十三家商行，数量偶有增减。十三行成立之初，商行多达26家，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商行减至4家，一般商行数量保持在十家左右。十三行中，以“同文”、“广利”、“怡和”为魁，其中“同文行”和“怡和行”财雄势大，人脉广泛，先后成为十三行的首领。
上图_ 乾隆皇帝（1736-1796在位）
官商结合，专注外贸
与其他商人不同，十三行具有官商性质的贸易组织。朝廷和外商以十三行为媒介，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十三行既是中外贸易的桥梁，也是中外商人之间不可逾越的屏障，通过朝廷让渡的外贸权，获取巨额的利润，外商借助十三行，采购商品，开拓市场，三方以贸易为纽带，责任明确，利益均沾。
就地方官吏而言，同样觊觎十三行丰厚的垄断利润。出于成败荣辱的考虑，十三行只有投靠权贵门下，才能在对外贸易中占得先机。因此，两者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清朝诗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指出：“官与贾固无别也。贾与官亦复无别，无官不贾，且又无贾而不官。”
上图_ 西方油画中的广州十三行
十三行接待外商时，先将船舶停泊澳门，由海关和十三行商人测量吨位，核算船钞，再由“海防衙门拨给引水之人，引入虎门，湾泊黄浦”，十三行出面筹备“唱演神戏”，“劳以牛酒”，供“外夷观瞻”。
在商务谈判时，“止许正商数人与行客公平交易”，“仍明代怀远驿旁建屋居番人”，“其余水手人等俱在船上等候，不得登岸行走，拨兵防卫看守。”十三行既是贸易组织，又是外交机构，这一组织的建立无疑是打开东西方贸易的一次制度创新。有了朝廷的撑腰，才是十三行成绩斐然的内在动因。
上图_ 西方版画广州十三行的繁华景像
垄断外贸实力雄厚
十三行不仅从事海上对外贸易，还享有垄断经营的特权。康熙年间，朝廷相继组建了粤（广州）、闽（福州）、浙（宁波）、江（上海）等四大海关，其中“惟广东粤海专设监督，诚重其任也”，可见朝廷对粤海关的重视。更表明了朝廷对广东对外贸易的关注和期待。
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者销售外国商品，均需经过十三行。乾隆年间，广州绣坊有50多家，从业人员多达3000多人。1772年，销往欧洲的广绣披肩有8万条。四年后，仅英国一家公司采购的披肩就超过了10.4万条。在十三行的运作下，中国的农业经济达到了巅峰，广州变成了清朝对外贸易的中心。时人用“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 银钱堆满十三行”来描述十三行的富有。
十三行给广州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754年，到港海外商船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海外商船增至83艘，税银达110万两，鸦片战争前，每年有超过200艘海外商船到达广州，税银突破180万两。此后的一个世纪中，十三行缴纳的税款占清朝税收总额的40%。凭借十三行的奥力给，广州在1850年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排名第四，即便是1875年仍位列第七。朝廷给予的外贸特权，为十三行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