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看到老皇帝安于现状，就不跟他混了。后来，仁宗挂了，英宗上台。王安石直接赋闲，因为他看到英宗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根本干不了什么大事。确实不出他的所料，英宗早早就挂掉了。
这时候，有远大理想的好青年神宗上台了，他对王安石早已是如雷贯耳，但是一次又一次任命，王安石还是辞。这时候，王安石是在试探这个年轻人是不是真的有决心。当辞掉一次副宰相任命书再次来时，王安石接受了。于是，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为中国历史增添了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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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第二个固执的人是谁呢？他就是那一年和王安石一同被任命为起居注的司马光。他在仁宗眼里，也是个博学多才的人，跟王安石在伯仲之间。
开始，司马光跟王安石是特别好的朋友，司马光对王安石甚至有点崇拜，那些新锐的思想，确实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但是，当他发现王安石变法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差距达到鸿沟之距时，他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坚决反对王安石改变祖宗之法。
当时，神宗也是很看重司马光的，就在王安石拉开变法大幕，新法不断出台时，司马光是一场又一场地跟王安石辩论。当然，他确实不是雄辩之才的王安石对手。神宗对司马光反对变法，并不生气。为了搞平衡，王安石拜相后，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坚决不接受。
当时，司马光说了这么一段话：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
这句话出自《宋史 司马光传》，这直接就是跟皇帝赌一把了。结果，皇帝自然不会听他的，几次任命，他这次是坚决不接受，被外放到洛阳，去写他的《资治通鉴》去了。
后来，神宗挂了，小皇帝哲宗只有10岁，太后高滔滔执政，改元元祐，启用了司马光为相，一群保守派上台了。苏轼苏辙兄弟也都回来了。苏轼开始也是拥护司马光的，但是很快就有了分歧，因为苏轼看到，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新法，不管利弊，一概废除。
于是，苏轼跟司马光，跟当场司马光跟王安石一样，多次辩论、争执，但是，司马光就是不听，苏轼才知道，原来司马光跟王安石一样固执己见，只要他觉得对的，一定干到底。
说真的，每次阅读北宋的这段历史，都被这班文人为国为民的执着所感动，但是，也为他们的固执所遗憾，如果没有这些固执，历史也许会改写不少。
我一直在想，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可能只是一个故事，按照司马光因循守旧，他很难做出那种突破常人思维的举动，放在王安石身上，才是最确切的。砸缸的，应该是王安石才对。司马光是真正的保守派，他固执地遵循祖宗之法，不能有丝毫改变。
地震了，旱灾了，水涝了，天上有彗星出现了，这些都是司马光对付王安石的有力武器，上天发怒了，是因为变了祖宗之法。今天看来十分可笑，但是，在大宋时代，这就是利器。不过，我们不能苛责古人，毕竟他们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限，像王安石那样看得通透的，又能有几个呢？
王安石跟司马光，这一对固执的人，大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这二人针锋相对，一个是激进的变革派，一个是坚定的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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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最固执的人，这个人我们从演义和影视剧中，早就认识他了，是个被神话的人物，他就是包拯。
在民间，包拯被称为包公，包青天，主要是他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破案如神。包拯比王安石大了20多岁，王安石考取功名时，包拯早已是大名鼎鼎的名臣了。
对于包拯，几乎三岁小孩都知道他在开封府，破案如神，这些当然是演义的成分，但他在开封府改革吏治是事实，本来老百姓告状，是见不到政府长官的。包拯知开封府后，让老百姓直接向长官告状，中间府吏就失去了盘剥的机会。
包拯其实在开封府的时间并不长，在历史上，包拯主要是担任监官，监议大夫、御史中丞。包拯的固执确实适合做这样工作。被包拯弹劾的官员上至宰相，下至县官，各级官吏都有。那些贪官污吏，听到包拯的名字都有会颤抖。
